1991年大學生佔領臺北車站，拯救了四條人命
臺灣民主運動小故事（一）：1991年大學生佔領臺北車站，拯救了四條人命
Photo Credit: Bubbha CC BY SA 3.0
太陽花學運要退場了，新聞的熱度也在急遽減退當中。像《新聞龍捲風》這樣的節目，說明了臺灣的媒體已經把學運新聞裡面最爛的哏都給玩完了。趁著這個冷下來的空檔，我們或許可以暫時拋開對新聞的關注，來看看臺灣過去發生的一些學運與社運故事。
整個太陽花學運裡面，最讓全體臺灣民眾感到驚嚇的，莫過於「佔領立法院」這個我們原本以為只存在於電影裡頭的點子了。
佔領運動真正成為一股席捲全球的社運風潮，大抵是由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所帶起來的。在華爾街之後，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國家（怎麼定義？你可以參考去年EIU公布的2012年世界民主指數排名）都曾發生程度不等的佔領運動。如果我們把「佔領」當成一種民主國家的抗爭發展趨勢來看，你會發現臺灣人其實也是挺潮的。
說實話，在這場學運發生以前，應該沒有人能夠想像到臺灣的佔領運動竟然可以搞到立法院裡頭去，而且竟然還冒出了幾十萬人上街給他們相挺讚聲。如果沒有一個足夠糟糕的政府，所有這一切還真是殊難想像。
不過，在佔領國會之前，臺灣的抗爭運動倒也不是沒有佔領過其他地方。你比較有印象的，可能會是去年8月因大埔徵收案而發動的20小時「佔領內政部」；在2011年的10月，一些公民團體也曾在台北發起過一場媒體曝光度不高的「佔領101」。然而在這之前，臺灣短短幾十年的民主化歷程裡面，還有發生過其他以佔領為手段的抗議嗎？
是的，如果九零年代初，令堂或令尊剛好在臺灣念大學，那麼他們說不定就曾經參與過這場運動。1991年5月，一群大學生佔領了臺北車站的公共區域，並且展開了一場為期數日的抗爭。他們的目的除了是要拯救四條人命，更是為了要保護言論自由，捍衛民主。這是個什麼樣的故事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
1991年5月9日清晨，天剛剛亮，新竹清華大學的男生宿舍裡，突然冒出了一批調查局幹員。他們在完全沒有知會清大校方的情況下，逕自進入校園，逮捕了當年正在讀歷史研究所的廖偉程（如果你喜歡獨立音樂的話，他前陣子是The Wall的營運總監）。被上銬帶走的當下，廖偉程大聲地質問調查員：「幹什麼！我犯了什麼罪？」而他的問題只換來一句冷冷的回應：「到了就知道了。」同一時間，逮捕行動還在台北、高雄等地同步進行。同案被捕的其他三人裡面，還包括了後來的蕃薯藤網站創辦人陳正然。
這四個人都被調查局認為觸犯了刑法一百條而遭到逮捕。刑法一百條是戒嚴時代的夢靨，白色恐怖的同義詞。這個緊緊攫住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法條，當時的條文內容是這樣的：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按照這條法律，任何與執政者的政治意識形態相悖的思想、言論、主張，都可以很直觀地被認為是在「著手實行」一種叛亂行為。只要國家認定你有這些行為，你就是有，沒什麼好商量的。然而，刑法一百條的處罰還只是徒刑而已，真正讓這條法律發揮威力的，則是與之相配合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也就是俗稱的「二條一」：
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者，處死刑。
無論你崇拜馬克思或主張臺獨，在戒嚴時期只要一被抓到，國家就可以循著這兩條法律把你送進刑場。刑法一百條與《懲治叛亂條例》，象徵著當權者對自由的迫害，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它們仍然原封不動地存在於中華民國的法律體系當中。即便1987年剛剛解嚴，1988年開放了黨禁報禁，一切漸趨自由開放的年代裡面，威權的幽靈仍舊在這座島嶼上為厲為祟。
1989年4月，堅持「100%言論自由」的鄭南榕，便因不願屈從於這兩條惡法，自焚而死。而諷刺的是，1991年的5月1日，總統李登輝才剛剛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臺灣的民主憲政看似走向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卻在短短8天以後，就發生了廖偉程等人的案子。這使得許多知識份子猛然醒覺：原來，枷鎖還在自己的肩上，禁錮仍未解除。
「獨臺會案」──這是後人為這起案件取的名字。調查局所掌握的情資，顯示廖偉程等四人都與臺獨組織「獨立臺灣會」有密切的往來。然而，根據廖偉程事後自述，在這起事件當中，同案被捕的人他並不認識。而他自己跟本案的牽連，就只是讀過了「獨立臺灣會」的創始人史明先生的著作《臺灣人四百年史》，並且在跑去日本蒐集論文資料的時候，順道去拜訪了史明而已。
廖偉程的遭遇，在許多人眼裡看來並不稀奇。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面，有太多人都像這樣，在清晨莫名其妙地被押上了囚車，然後送掉了性命。
史明／Photo Credit: wowtai CC BY 2.0
作為一名叛亂嫌疑犯，廖偉程被抓進了臺北市調查處，隨後移送高檢署並遭到收押。在《懲治叛亂條例》的宰制底下，他很可能也會成為歷來諸多被「二條一」葬送的亡魂之一。
廖偉程的事情，在他被抓走的那個上午，便在清華校園裡頭掀起了軒然大波。剛解嚴不久的時代，知識分子正在努力推動大學法的修法，積極爭取學術與言論的自由。在這種氣氛底下，國家的情治單位竟然輕易踐踏大學的獨立自治，強行進入校園逮人，並且還是用威權時代的叛亂罪要來法辦學生。
這整件事情，很快引燃了諸多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的熊熊怒火。不只在清大，同案被捕的陳正然是臺大的畢業校友，這自然也引發了該校學生的關切。很快的，針對政府、情治單位與威權惡法的反彈，從清大、臺大開始向全國各大學院校迅速蔓延，嚴重的學潮正在醞釀，一發便不可收拾。
除了社會各界主動發起的救援以外，清大、臺大兩校分別組織起廖偉程與陳正然的後援會，並且開始四處陳情、連署、抗議。
5月12日，數十名學生與教授跑到中正紀念堂展開抗爭，但當晚就被警察強制驅散，過程中有許多人都被警方以暴力毆傷，惹得這些知識份子更為光火。
13日，學界開始發動罷課，靜坐抗議的活動不斷向各大專院校擴散開來。同一時間，中南部許多大學正在組織北上，15日這天，學生們準備要在臺北車站舉行會師抗議，對這個思維與運作都還停留在戒嚴時代的政府，施予更大的抗議壓力。
二、
收到大批學生要來臺北車站集結示威的消息，臺鐵員工自是如臨大敵。車站的站長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他們打算採取比較柔性的處理方式，只要學生不影響旅客權益，不破壞車站設施，並且不在大廳演說，不要有過度激動的抗爭行動，然後晚上乖乖解散回家，那麼車站方面也不打算管太多。需要的話，他們甚至還願意幫忙提供飲水。這樣看來，一切似乎安排得挺穩當的。
不過，當學生真正出現在車站裡頭的時候，這位站長想必是相當傻眼──因為他們許多人其實都已經拎著睡袋，打定主意要在這裡睡地板了。從現存的報紙資料看來，這些大學生根本是以一種「準暴民」的姿態來佔領臺北車站的。
根據當時的報導，大批學生從下午一點半陸續進駐車站以後，便就地布置好靜坐隊列與抗議布條，一邊等待各校學生前來會合，一邊逕自展開了「演說、唱歌、呼口號」等活動。臺鐵方面除了得一再請這些學生降低音量，還數度派人過來談判協調，希望學生們晚上能夠準時離開，但這個要求很乾脆地被拒絕了。
學生裡面甚至有人準備了發電機與其他許多設備，以因應車站晚上的例行性熄燈。無可奈何的鐵路局代表也只能妥協，任由這些傢伙繼續佔領著車站一隅。
晚上，抗議學生已聚集超過千人。他們叫來了便當（而且還不是鐵路便當，完全沒有要補貼一下臺鐵的意思），在靜坐區裡邊吃邊看電視。當時的報紙是這樣說的：當他們發現「電視節目播出股市大跌新聞時，全場歡聲雷動」，而看到「政府官員呼籲學生要以國家為重」的報導時，學生們便齊齊「報以噓聲」，整個車站吵鬧得不得了。
之後，有個教育部官員來到現場，很明顯是打算要來給這些學生摸摸頭的，但這名官員在隊伍外圍等了許久，始終被學生晾在外面，完全沒法開啟對話。更有趣的是，當晚八點多的時候，不知道是誰去找來了著名的講古大師吳樂天，讓他帶著一隊舞獅團來到車站，剎時間只聽得鑼鼓喧天，無怪乎聯合報的記者會形容當晚的臺北車站「猶如一場熱鬧的廟會」。
（如果你對當時的聯合報如何評論5月15日的這場運動有些興趣，請參看板友Sweethead Tang在第一篇留言當中所附的新聞資料庫截圖）
儘管這場佔領行動的聲勢頗為浩大，但在那個解嚴才沒多久的年代裡面，臺灣的學生運動，倒也不敢真的像外國人那樣搞到癱瘓車站，或者學五四的老祖宗們來個火燒趙家樓。整體而言，除了大聲公很大聲、或者讓旅客抱怨說要繞過他們才能去買票坐車以外，這群學生其實還是挺節制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這個近年來臺灣諸多公民運動奉行不悖的原則，同時也是媒體加諸於運動身上的標準規訓，其實早在野百合的時代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最近時常被許多人拿來批評太陽花過度持守溫和主義的標籤「1985化」（雖然我個人覺得這種標籤對1985而言並不公允），在九零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裡面，其實也有一個相對應的比喻叫「救國團寶寶」。在相距二十餘年的兩個時空背景底下，保持學運路線的高度溫和，或許都有其不得不然的無奈吧。
總而言之，抗議學生在接下來的佔領期間，基本上也沒有太多升高壓力的手段可資運用。除了繼續在車站內搞活動以外，他們也只能在白天的時候分派「小蜜蜂工作隊」到附近的行政院、教育部等地去發動抗議，然後晚上再回來睡覺，其他也就很難再想到什麼招了。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佔領臺北車站的這六天裡面，其中有一天，學生還跑去向電視媒體抗議他們對學運的報導不公。除了在台視大樓前面公開宣讀抗議書並將之焚毀以外，他們用紙箱做了一個「台視寶寶」，然後公開在媒體面前把他給踩爛。另外，他們還朝著台視大樓丟雞蛋、噴漆，把所有正港「暴民」的怒火，都發洩在扭曲事實、掩蓋真相的媒體上頭。
根據當時的報導，學生們本來還打算對華視與中視如法炮製，只是礙於時間不夠方才作罷。換句話說，在這場同樣由學生發起的佔領運動裡面，其實也曾醞釀起一些反媒體的意識與情緒。只是他們當年要對抗的黨政軍力量太過龐大，遠不是丟出幾顆雞蛋就能改變的事情。
而在今天的這場學運當中，新聞媒體表現出來的潑糞、栽贓與忝不知恥，比之二十年前更加令人作嘔。而我們這個世代的觀眾已逐漸被賦權、逐漸在覺醒，針對媒體的反擊力量將匯聚得更為龐大，只等待憤怒的全面引燃而已。
Photo Credit: 台灣少年 CC BY SA 3.0
再回來講故事吧。儘管從數字上看來，1991年佔領臺北車站的幾千名學生，與最近走上街頭的幾十萬人似乎相去甚遠，但當年的這場佔領運動，倒是非常迅速地達成了他們的短期目標。5月16日，也就是學生們在車站裡頭睡了一晚過後，民進黨籍立委便在立法院提案要求廢止《懲治叛亂條例》與刑法一百條。
刑法一百條牽涉到更深層的法律與政治意識形態問題，要完成修法，這裡還僅僅只是一個開端而已，我們後面還會繼續說些故事。但《懲治叛亂條例》要廢除，大家就不太有什麼異議了。當時聯合報的評論也直指該法是「末代條例」，顯然整個社會對於這一惡法的終結已形成了高度共識。
5月17日，除了少數國民黨籍軍系、資深及僑選立委的杯葛以外，立法院僅僅一個上午就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的廢除。5月22日，行政院又發文到立法院說：另一個在白色恐怖時代授予情治人員權力、讓他們可以隨意逮捕政治犯與思想犯的《檢肅匪諜條例》，在《懲治叛亂條例》失效以後已喪失了法源依據，要求廢止。隔天，立法院也立刻廢掉了《檢肅匪諜條例》。這兩項法案從提案到修法，都在兩天之內結束，儘管還是沒法比三十秒鐘更快，但這個效率也算是高得嚇人，跟我們印象中的立法院實在有天壤之別。
《懲治叛亂條例》廢除的結果，直接扭轉了廖偉程等四人的命運，儘管在刑法一百條被修正以前，他們還是得面對長期的官司纏訟，但《懲治叛亂條例》既已走入歷史，法院羈押他們的理由也隨之不存在。17日，廖偉程等人在修法結果公布後便獲得保釋，踏出了看守所。隨後，獲釋的四人一起來到了臺北車站，向所有挺身為他們阻擋國家暴力的學生致上深深的謝意。廖偉程和他的清大同學們擁抱在一起，數度哽咽。他隨後公開說道：他的受難也是臺灣人民受難，希望大家不要退縮，繼續抗爭。
人是救出來了，學運可還沒結束。學生們最初在臺北車站集會的時候，向外界公開提出了四大訴求，亦即「反對政治迫害，廢除叛亂惡法，尊重學術自由，要求釋放無辜」。5月17日的修法與放人，確實是屬於他們的重大勝利，但最終的大魔王──刑法一百條，卻還未能被徹底斬除。只要一百條還在，國家隨時都可以指控你的思想有罪，你的言論有罪，你就是有罪。
不過，一般的社會大眾沒法看得太遠。當政府做出讓步的姿態以後，大家總是會直觀地認為運動的訴求已獲得了滿足，而最核心的問題是否曾被解決，也就顯得相對不重要了。在這種情勢底下，台北車站的佔領運動想要繼續往下走，大概也是頗為困難。
果不其然，接下來的媒體輿論逐漸倒向了對學運不利的方向，批評的聲浪日益升高，各種對學運的責難甚至抹黑，陸續浮現在當時的三大報（中時、聯合、中央）上頭。而原先對學生持容忍態度的臺鐵，態度也漸趨強硬，台鐵工會在18號發表聲明，批評學生的大聲公跟標語、布條搞得旅客人心惶惶，不堪其擾。
媒體的影響其實還不打緊。對於所有的運動來說，真正麻煩的事情，總是內部意見的嚴重分歧。有些人覺得獲得階段性勝利便應該見好就收，也有些人覺得訴求未竟全功便應堅持到底，這樣的分裂，甚至在最後一天浮上檯面而見諸報載。很顯然的，這場佔領運動發展到這裡，差不多要畫下休止符了。
五月二十日，由學界人士串連起來的「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發動了數萬人上街的大遊行，學生們也在這一天上午陸續離開了臺北車站，一場為期六天的佔領終於結束。而這時候，車站的站長再度接受了聯合報的訪問──只聽得他如釋重負地說道：「希望他們不要再來」。
這個僅僅六天的佔領故事，除了報紙以外，我其實沒能找到太多的參考資料，如果有人願意去邀請這起事件的參與者做些口述訪談，應該會是饒富意義的一件事情。故事說到這裡，連帶還翻了一些舊書，意猶未盡。下一篇文章，我們還要來說說上一代的臺灣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小故事，看看他們除了佔領臺北車站以外，曾經發起的另一個不禮貌、不愛國、不守秩序、不盡學生本分的壞蛋計畫……
三、
前文說到1991年5月大學生佔領臺北車站的事件，促成了《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兩種戒嚴時代惡法的廢除。但是，箝制言論自由的根本──刑法一百條，仍好端端地存在於國家的法律體系當中。
這之後，刑法一百條的廢除運動，主要是由眾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一百行動聯盟」在持續推動的。聯盟當中領軍的林山田、陳師孟、瞿海源、張忠棟等人，都是當時在各自的學術領域裡卓有成就的菁英，而其中非常具有號召力的，則是高齡七十六歲、被譽為準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中研院院士李鎮源。
陳師孟在後來接受訪問的時候曾經表示：是李鎮源的加入，才讓這整個運動的公眾注意力大幅提升。作為一個大半輩子埋首醫學研究、從不過問政治的專業學者，李鎮源會在1990年代的社運場合裡頭出現，其實是挺突然的一件事。野百合的時候，他曾經到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陪學生靜坐；隔一年，他又跑去探望了幾個被收押在看守所的政治犯，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在「一百行動聯盟」成立以後，他也義不容辭地出任該聯盟的總召集人，大大提振了聯盟的聲威。
刑法一百條的修法，在當時仍然保守的社會風氣裡面，其實並未獲得普遍的輿論支持。特別是這項修法的訴求，常常也跟同一時期的反軍人干政、要求總統直選等改革呼聲，一起出現在各種社會運動的場合裡面，並且連帶跟著這些主張而被泛政治化、被貼上政黨標籤。
另一方面，那時候大部分的傳播媒體在許多議題上，常常也跟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一鼻孔出氣，他們對抗議活動自也沒什麼好感。因而搞運動的人在許多受到媒體影響的民眾眼中，也常被理所當然地看作是社會亂源。在這種情況底下，李鎮源還是毅然擔起了「一百行動聯盟」的總召責任。外界普遍都很疑惑：擁有崇高學術地位、已經可以退休頤養天年的李鎮源，為什麼要跳出來淌這趟渾水。
若干年後，李鎮源才娓娓道出他會特別關心刑法一百條的原由──日治時代，李鎮源還在臺北帝大（臺灣大學前身）念書的時候，有位同窗好友叫作許強。李、許二人都是臺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學生，在帝大時期，許強在研究上的表現相當突出，甚至曾被一名日籍教授譽為全亞洲最靠近諾貝爾獎的天才。
然而，國民政府來臺、二二八事件爆發以後，許強大受刺激，加入了左翼讀書會，旋即在1950年代遭到政府整肅。他在今天的學運現場附近（青島東路3號）接受了軍法處的審判，不久後被槍決於馬場町。而統治者用來宰殺他的其中一項工具，正是刑法一百條。李鎮源等人在許強入獄以後四處奔走救援，甚至向當時的臺大校長傅斯年求助，但最後，許強仍舊失去了性命，成了一具胸口被子彈貫穿的冰冷屍體。（許強的故事，詳見藍博洲，《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印刻出版，2005）
同起案件當中，另一名被捕的醫界菁英胡鑫麟，是李鎮源的妹夫。他被逮捕、審判以後，在綠島度過了長達十年的牢獄生涯。此後的李鎮源將自己鎖進了實驗室的深處，再也不問世事。直到1980年代末，他才終於打開了這道鎖，走進鄭南榕的靈堂向他致意，並且勇敢地向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懺悔自己多年來的沉默。這是李鎮源背負了大半輩子的十字架，而刑法一百條的終結，或許就是他的救贖。
回到「一百行動聯盟」。這個主要由知識份子主導的運動組織，幹過最「暴民」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在體制內的辦法走完以後，便對外宣布說要在當年的國慶典禮上，發動一場「反閱兵，廢惡法」的非暴力抗爭。這群平常溫文儒雅的讀書人並且明確宣示：只要刑法一百條立即修法的訴求未能得到回應，他們的行動「絕無妥協餘地」。
Photo Credit: 林 展群 CC BY SA 2.0
這個爆炸性的搗蛋宣言，引發了政府的高度緊張，特別因為閱兵這件事情，可能還會牽動到當時李登輝與郝柏村的政治鬥爭，連美國在臺協會都曾特別關切「一百行動聯盟」的行動，可見這個主意確實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壓力。
另一方面，根據社運人士簡錫堦先生的傳記，當時他們準備發動的「反閱兵」，是臺灣第一次嘗試以組織性的非暴力手段對政府進行抗議。聯盟請了許多專業講師（據說還包括以前在緬甸幫翁山蘇姬搞民主運動的人），組訓了一批核心的抗爭者，模擬一切被警方驅離的可能情況。他們打定主意要以「愛與非暴力」的抗爭劇碼，凸顯出閱兵與刑法一百條所代表的政府威權及其反民主意義。
那個時候，雖然已經有許多人在批判國民黨政府的閱兵典禮與民主潮流相悖，但在保守的社會氣氛底下，「一百行動聯盟」要去給國家的國慶閱兵大典搗蛋，還是不太可能得到新聞媒體的正面評價。毫不意外的，輿論裡頭開始跳出了一大票的產業、宗教、學者、僑胞代表出來喊話，大肆批評反閱兵行動是「反民主的行為」；然後又冒出了幾百個民間社團，買下了報紙頭版共同批判「暴力」，並且呼籲大家一起反對刑法一百條的修正。
國民黨營的中央日報更大罵反閱兵是一種「手段卑劣」的「政治勒索」、「與全民為敵」、「必遭唾棄」。那是一個沒有Facebook、沒有PTT、甚至還沒有第四台的年代，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超級無敵大，連帶你也可以想見，「一百行動聯盟」要承受多少冷眼旁觀者的議論與指責。
10月8日，距離搗蛋計畫付諸實行的日子已經越來越近，抗議群眾預先跑到了總統府前模擬整個行動過程，卻遭到憲兵以暴力驅離。這天，聯盟其實已經收到了總統府方面的善意回應，並已開始考慮要停止接下來的「反閱兵」行動。然而，突然爆發的流血衝突，反而促使他們決心要抗爭到底。
之後，聯盟轉往鄰近臺大醫院的基礎醫學大樓前集合靜坐。而政府也調集了大批軍警人馬，將基醫大樓團團包圍。9日，在歌聲、口號聲以及小提琴大師胡乃元（前述胡鑫麟先生的兒子）的琴聲當中，兩方人馬對峙了一整個晚上，而李鎮源則端坐在抗議群眾的隊列裡，一步也不敢離開。他甚至不敢喝水，只怕去上個廁所，軍警少了忌憚，便要開始抓人。
子夜時分，距離閱兵典禮的開幕已剩不到幾個小時，驅離勢在必行。警方於是技術性地先把記者與抗爭群眾隔離開來，此舉引發了記者們的強烈不滿，他們坐在地上高舉「抗議媒體戒嚴」的手寫標語，控訴他們的採訪權利受到侵害。隨後警察丟出了催淚瓦斯，並且開始七手八腳地將這些抗議群眾一個一個拉開，再把他們給扛上警備車，然後載到幾個不同的地方丟包。
（註：讀者來函表示家中長輩曾參與過這場抗爭，但印象中未見催淚瓦斯等情事。然而，公共電視所製作的「100行動聯盟」紀錄片收錄了臺視在1991年10月10日所做的新聞報導，其中明確提到警方「噴放催淚瓦斯，ㄧ時之間大家紛紛用濕毛巾捂住口鼻」等語，並且也有在場工作人員發送毛巾供抗議群眾掩臉的畫面。實情如何，可能有待更多的口述歷史工作加以釐清）
有趣的是，臺灣刑法學界的一代宗師林山田，當時也在抗議隊伍當中，而很多執行驅離的警察，都在中央警官學校當過他的學生。他們得畢恭畢敬地應對林山田的厲聲喝斥，然後繼續把其他抗議群眾給扛走。整個驅離行動就這樣持續進行了一整夜，而可能是對這群知識分子的社會聲望有所忌憚，這場同樣是手勾著手躺在地板上的非暴力抗爭，至少在媒體畫面當中，沒有任何一根棍子，曾經打在抗議群眾的腦門上。
10月10日，典禮照常舉行，但這場中華民國的末代閱兵，其實是在層層鐵籠、拒馬的保護之下完成的。在反閱兵的行動過後，「一百行動聯盟」持續宣傳、推廣他們的理念，串聯刑法一百條的受難者家屬集合請願，並且舉行了「廢惡法10萬人簽名運動」。在種種的政治折衝下，立法院終於在1992年的5月15日三讀通過了刑法一百條的修正案。
雖然在國民黨團的堅持之下（參見當時的立法院公報），該法沒能被完全廢除，但仍成功終結了國家以叛亂為名、隨意將任何人逮捕繫獄的可能性。修正案通過以後，二十餘名政治犯重獲自由，在「獨臺會案」裡頭被捕的廖偉程等人，也終於擺脫了長期以來的訴訟。在臺灣，終於不再有人會因為他的政治思想與言論，而遭受到國家暴力的侵犯。
四、
故事說到這裡，差不多要結束了。我一直覺得魏德聖在做《KANO》的時候，有個概念說得很對：面對未來，我們不妨先停下腳步，看看這塊土地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然後，我們或許有機會從過去的故事當中，找到我們想像未來的一縷線索、一點靈光。
回望八零、九零年代臺灣的學運與社運，這些運動除非是在社會輿論已經興起、在改革的大方向上也與政府同調，否則他們全都必須在抗爭的道路上，勢單力孤地對抗一個頑固體系的龐大阻力。這個體系除了是顢頇的政府與官僚，還包括傳媒及其受眾所組成的整個社會。
如果翻閱當時候的報紙，你會發現：前陣子的學運新聞裡面各種可見的模糊焦點與妖魔化手段，幾乎全都曾出現在過去有關社運與學運的報導當中。同樣的，那個時候的新聞媒體也很少會認真地帶領觀眾去看見、去思考，這些運動對於整個體制的荒謬，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根本質問。
那是一個還沒有社群網路、高中公民課本也不會教媒體識讀的年代，除了少數真正關心社會議題的群眾以及校園裡的學生，那時會站出來參與這些運動的群眾，始終是有限的。而現在，至少在理念的宣傳、運動的號召與串連上，網際網路已經把我們帶到全新的世界裡去了。
儘管你還是會抱怨常被單純的訊息來源給蒙蔽的上一代人不可理喻，但在1990年代初，在他們還是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很多人其實連睜開雙眼的機會都不可得。單就這點來說，我們應該覺得幸運，並且更加積極理性地去思辨、去分享我們所能知覺的一切。
過去的社運、學運在發生的當下，幾乎總是被一面倒的反彈聲浪給砲轟得體無完膚，但他們還是挺過來了。前人的路走得艱辛孤獨，而我們已經在一場前所未見的大型運動裡面，召喚出一大票超級精彩的戰友。跟他們比起來，我們絕對有更好的戰鬥條件去保護這得來不易的民主，去追尋臺灣的未來與夢。
Photo Credit: 中岑 范姜 CC BY SA 2.0
這一切都沒有隨著眼前的這場運動而結束，相反的，它才剛要開始。即便在最好的情況底下，我們這一代人的變革（諸如公民意識的啟蒙、政治格局的超越藍綠、威權懷舊的症狀盡褪等等），也仍然不會是一場戰役的成功就能決定的，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回望歷史，你就會發現我們的民主深化過程，仍然還走在一條百年追求的道路之上（推薦衛城出版的《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非常值得一讀）。路還在繼續向前延展，遠遠不會在這裡結束。
從這個角度來看服貿引發的爭議，你會發現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這座島嶼上得來不易的民主傳承，已讓太多人不可能忍受政府僅以經濟發展為張本，在不積極尋求對話與共識的情況底下，便逕自將他們的未來帶往一個可能危及民主自由的方向。
如果國民黨政府選擇在任何一個傾中議題上頭硬幹的同時，竟未曾想過這樣的作法會觸發「捍衛民主」的反彈聲浪，那麼馬總統應該帶著他手下的各級官僚去重修一整個學期的戰後臺灣史。一旦脫開歷史脈絡，你不可能理解這場運動裡面關於民主的焦慮究竟所為何來。多數的臺灣人不會反對自由貿易，畢竟我們的高中公民教育都已經在教基礎經濟學了。但是，多數的臺灣人也不會同意他們的政府，透過不民主的程序做成重大決策，並導向一個可能侵害民主的結果。現代臺灣之於民主的焦慮根植於歷史，你完全可以把這種焦慮想像成一種妨礙經濟理性的精神病，但如果一個政府的決策與作為窮得只剩下經濟理性（而且還只能從一個被質疑的總體經濟學模型去不斷跳針「利大於弊」，這個理性本身就沒有辦法說服人民啊），那麼有病的絕對是這個政府，而不會是它的人民。
馬政府從來不太尊重歷史，這並不令人意外，否則他們不會愚蠢到把一個國家的歷史課綱交給一群不屬於這個專業學門的人，然後去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洗腦「微調」。歷史是方方面面的人的故事，這個政府首先需要學著去尊重人們怎麼理解過去，才有可能同理於他們想望的未來。
而無論太陽花最後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它總之會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當中留下一個位置。我始終覺得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意義，是讓我們意識到那樣一種承繼於過去的百年追求，始終存在我們的心底。只要追求仍在，我們總會在暗夜裡覓得出路，在島嶼上照見天光。
因為那樣的追求，正是臺灣之所以為臺灣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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