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科學家的成長-李遠哲教授淡大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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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從朋友版上看到的
一篇落落長的文
因為是演講稿 文章有些結構不是非常緊密
不過 還是蠻值得參考的 也很激勵人心
高中開始 就陸陸續續讀過一些他的故事
一直到現在 他還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現在再聽他的故事
還是有有為者亦若是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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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科學家成長的過程
李遠哲
中央研究院院長
錢院長、錢主任、劉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首先祝賀淡江大學55週年校慶。55
年的學校還蠻年輕的，我是1936年生，所以今年算是70歲的年輕人。我說70歲的年輕人是
因為最近可能大家看到報導，再過20年，我們對細胞重建修復的生物技術會有很大的進展
，以後人類的年齡聽說可以延長到1000歲，那是非常嚴重的事，到那個時候，很多人到醫
院苦苦哀求說：「醫生，我累了，讓我走吧！」，醫生就說：「不，我們是為維護生命而
存在著的，你900歲了，還要再努力工作100年，才讓你離開。」這是個可怕的構想。
今天我在這裡跟各位談我的心路歷程，也講講對年輕人的一些期許，不過各位也一定
會想說：「你是跟我們有半個世紀時代落差的人，你的經驗對我們有用嗎？」我想，時代
環境確實很不一樣，但是一個人走過的路，對別人總是有用的，所以我今天願意跟各位分
享我成長的過程──一個科學家是怎麼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成長過來的。
我剛才講我是1936年生的，我媽媽是幼稚園園長，所以我就是在幼稚園出生，在幼稚
園的環境裡長大的。我進入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到了尾聲，美軍勢力一
直在往西移動，日本節節敗退。那時候的台灣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所以我們剛上一年級就
開始擔心美軍的轟炸，上學都拿一個頭巾，用棉花做的很厚的頭巾，讓炸彈爆炸的時候不
要傷到我們的頭。一開學就在防空演習，演習了不久，有一天我們聽到飛機的聲音不一樣
，不像戰鬥機，是個非常沉穩的聲音，沒想到，第一顆炸彈就丟到離我家50公尺的地方，
我家的門都炸開了。那時我們躲在防空洞裡，轟然一聲地大家都嚇了一跳。因為我家隔壁
是一個學校，日軍把那個學校當作司令部，美國不曉得是怎麼知道的，第一顆炸彈就扔那
裡，那一天在新竹丟了不少炸彈，現在的清華大學那一帶是燃料廠，海軍放燃料的地方，
燒得遍地通紅。我們沒帶東西就往山上跑，跑到姑母的佃農家裡住，沒想到一待就是兩年
，過著沒有上課，非常快樂的日子。
我們到了山上，我父親說：「你哥哥剛上中學，要在城裡面救火」，所以看著我說：
「遠哲，你是家裡最大的男人」。我那時只有7歲，但是我父親說：「你要保護家人，幫
媽媽做很多事」，我說好。從第二天開始，我就跟我姐姐到山下挑水，每天大概挑15趟，
只有7歲就做了很多非常辛苦的體力勞動，也學種菜，農夫做的很多事我們都學了，但在
這段日子裡面，我接近大自然，常常到外面捕魚，有時候三更半夜到樹上捉黑文鳥，在牠
們的蛋孵化之後，我們半夜就把整個鳥巢摘下來，把黑文鳥帶回家養，看牠們的成長。我
們在山上滿山遍野地跑，有時候還找到狐狸洞，口渴的時候就採甘蔗吃，那個時候，我們
看到整個季節的變化、氣候的變遷，學了很多。有時候看到老農民採了竹子之後，把竹子
剖開，把竹皮分出來作竹籃子，我每天都在那裡看，一個禮拜之後，我自己也拿一把刀砍
竹子，把它劈開，也做了竹籃子。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是很愉快的。有時候我也有些
大的發現，比如說颱風過境之後，湖水溢流，就像瀑布一樣流到下面。第二天我在下面玩
，發現石頭就像篩子一樣把很多魚就夾在裡面，我就把鄰居的人都叫來，翻開許多石頭，
捉了一籃一籃的魚。後來當有人問我，在我接受教育的這樣多年之中，那一個時段對你是
最有用、最好的？，我總是說：沒有上學在山上接近大自然、從大自然學習的這兩年對我
是最有用的。當然，那些日子要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去體會恐怕是不容易的。
我也記得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天，我在山上看到日本的一個小男生，15歲左右，他是
特攻隊。你們可能不曉得日本到後來節節敗退，一個飛機飛出去之後看到美國的船隊，航
空母艦，或者是巡洋艦，飛機就直接衝下去打艦艇，把大的戰艦打沉，那時候很多日本大
學學化學的人護送過氧化氫從日本到台灣，把過氧化氫裝在飛機上。許多20歲、18歲的男
孩都死了，到最後開車、開飛機的是15歲的小孩。那一天我在山上看到15歲的男孩子在樹
底下哭，我雖然很小，才不過是9歲的小孩子，就問他說：「你為什麼哭？」他說：「明
天是輪到我上飛機要打美國軍艦的日子，我明天就不在這世上了。」他在那裡哭。過了兩
天我又看到他，我說：「你不是去了嗎？」他說：「飛機的一個儀表壞了，我不能夠下去
，就回來了。」我就說：「你自己弄壞的喔？」他不置可否地在那裡笑。
大戰結束之後，對我們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轉變。我們看到日本人走了；我
第一次聽到三民主義、自由平等；我們拿著國旗到火車站迎接國軍，社會的轉變對我們衝
擊很大──社會制度的改變，政權的更換，還有後來政府的腐敗到惡霸。那時候我雖然年
輕，還掌握一些社會到底是怎樣在改變的情況。我們那時候從報章雜誌上看到巴勒斯坦的
難民問題，以色列建國把巴勒斯坦的人趕出來；後來在大陸中共革命戰爭的過程裡，看到
報紙上寫的開封陷落、金元在上海兌換的暴動、共軍過長江，一直在小小的年紀裡受到
很多的衝擊。在這轉變的過程裡面，我們的生活是很苦的，因為那時候很多物資都要用在
戰爭上面，我家有9個兄弟姐妹，我還記得年輕的時候，從學校回來常常要做火柴盒子賺
點外快。
小時候，一個讓我比較不容易適應的事情是小時候在日本統治下長大，我只會講日語
，不會講閩南話，大概沒有人會講國語。戰爭結束之後，我從一個日本人的小學校轉到一
般的國民學校，同學看到我就說：「你是三腳的。」因為他們罵日本人是狗，四條腿的，
台灣人是人，是二條腿，我不會講閩南話，就說我是三條腿的-「三腳仔」(閩南語)。每
天上學，全班的50個人都找我吵架、打架，我跟我堂哥兩個是轉進去的，每天面對著50個
人，在口袋裡面裝滿了石頭，因為我們打不過啊！一面丟，就一面走回去。但因為這麼打
著，三個月我們都打成一片，變成很好的朋友，閩南話也學得很快，三個月之後就講得「
很輪轉」。
在這個時候，有些事情對我是影響比較大的。我們三年級的時候開始學國語，從ㄅㄆ
ㄇㄈ開始學，到了五年級時已經可以看書了。進步得很快啊！我記得那一年過年的時候，
媽媽給我壓歲錢，我哥哥說要到書店去買書，我就跟他到一家「雅雅書店」──這個老闆
後來被槍斃了，說思想有問題，那時候思想有問題的人是很容易被槍斃的，那種在威權統
治下的可怕情況是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我跟我哥哥到雅雅書店，看到一本叫《開明
少年》的雜誌，是上海開明書店在上海出的，那個時候上海還沒有淪陷，我哥哥買中學生
雜誌，我買一本《開明少年》回去看。那《開明少年》打開看的時候，真的是大開眼界，
其中有一篇報導，叫做《藍色的毛毯》，講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怎麼樣把社會轉變
過來，從一個農奴的眼光看整個社會的轉變，給我很大的衝擊。我看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的台灣那麼的不理想，社會的腐敗讓我們年輕人看了真是受不了！我常常跟媽媽說：「媽
媽，我們不必要接受這樣的一切，社會經過努力是可以改變。」所以五年級的時候，我就
一直相信社會是可以改變得更好。
我小學的時候，頭兩年在山上沒有唸書，後來很努力的，三年級、四年級唸了些書，
但是我一上五年級後，聽說全省少年棒球比賽第一屆就要開始，我們學校在選拔棒球選手
，也許是我跟人家打架，滿口袋的石頭每天都在丟，球也丟、接得不錯，就被選為棒球選
手，接受訓練。從那時候開始，五年級每天下午我沒有上課就到操場練打球。我們大家知
道台灣少棒的訓練跟職業棒球隊一樣嚴謹，我們從丟球開始、滑壘、揮棒、怎麼樣揮得平
，每天下午都在練，我打的位置是二壘手。我們的校長是一位軍國主義者，無論做什麼我
們的小學一定要得冠軍，所以我們在新竹縣得冠軍之後，後來也到台北現在的二二八和平
公園跟龍山國小、西門國小比賽，我們後來得過全省第三名。
到了六年級時，全省少年乒乓比賽要舉行，我也打乒乓，其實我小時候除了唸書之外，到
外面打球的時間實在很多。那個時候更誇張，一到學校老師就叫我們跳繩，因為打乒
乓球，腳的跳彈力是很重要的，每天早上跳繩，中午過後開始打對角球，短球、長球，打
到最後，我常常跟老師說：「我覺得乒乓拍子變成我身體的一部份，有時候我覺得我的血
液是流到乒乓球拍裡面才流回來的。」我那時候打哪個角落都打得很準，結果我代表新竹
縣參加比賽，我們這隊得到了省冠軍。全省乒乓球比賽的前一天，我們到廟裡去拜，我不
相信這一些，就在那裡拿著香說希望明天全軍覆沒，因為我不相信，沒想到我說全軍覆沒
的時候校長正好站在我的後面，他就從我的頭頂「呯」地打了一下。雖然已經過了快60年
，每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頭還是會痛一下。後來第二天我們得了冠軍，我跟校長說：
「你看，拜神明是沒用的，我說全軍覆沒，但我們還是贏了，是靠我們的實力贏來的。」
校長：「你不對，因為你不相信，你講的不算，我在後面講的，我們的祈福才算。」
那陣子，有人晚上到學校補習，但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到學校補習，不是那麼認真，
那麼嚴厲，大家還是很輕鬆地過日子。我們國小畢業的時候，新竹中學是從桃園、苗栗、
新竹縣三個縣招生，那時候還沒有新竹市，這三個縣裡面要錄取100名，所以那時候考新
竹中學是很不容易的。那時候有口試，小學的校長在訓練我們準備考試時，口試的預演題
就是「你將來要做什麼？」。有人說想做老師，有人說想做醫生，校長說：「不行，不行
，新竹中學不要說這樣的人，一定要說當總統。」我記得到新竹中學去口試的時候，大概
有好幾百人是從新竹國校報考的，第一個進去口試，被問：「你將來要做什麼？」，回答
是：「我將來當總統」；第二個進去，「你將來要做什麼？」，「我將來當總統」，一連
串的都當總統。但是問到我的時候，我說：「我要當科學家」，那個口試的老師說：「你
為什麼不是當總統？新竹國校都是要當總統的，為什麼你不當總統呢？」我說：「我真的
是想成為一位科學家。」
後來，我很有幸地被錄取，到新竹中學以後的三年確實是相當美好的日子。辛志平辛
校長對三育並進的教育非常堅持，所以中學一年級如果50公尺游不過，暑假還要補習，一
定要游過50公尺才讓你升學；音樂方面，音程練習一定要從Do-Re-Mi-Do-Mi-Re-Mi-Fa-Re
-Fa開始，一直到初中三年級畢業時要唱八個音階，所以到了初中畢業的時候，無論什麼
歌拿起譜來就可以唱歌，我們的訓練是非常嚴謹的。但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新竹中學那時
候有個「學生自治會」，學生們覺得我們將是國家的主人，學生自治會主辦所有的活動，
包括初中、高中的學生都在內。很多課外活動像戲劇社、合唱團、管樂隊，或者是班級間
的比賽、壁報比賽，這些都是學生自治會在辦的，而且那時候功課很少下課又早，下午三
點鐘就下課，我們有很多的時候做課外活動。我從來沒有一天是在夕陽西下之前回家的，
有時候打球打到眼睛看不見球，才拿起書包慢慢地從新竹中學的山坡走回去，回到家裡作
點習題之後，就看很多課外書，課外書看得非常非常地多。
我還記得我們班上有一位原住民同學。那時候新竹中學被指定為原住民的學校，有很
多原住民的學生在我們班上，他們50分就可以及格，我們要60分，但是每次有越野賽跑、
田徑比賽，為班上得光榮的都是原住民的學生，歌唱比賽也是一樣。後來有人問我：「原
住民同學在你們班上學業趕不上，他們會不會有自卑感？」我說：「沒有啊！因為辛校長
一直推動三育並進的教育，所以原住民為班上爭取到的光榮比平地學生還多，其實他們也
有很多成績非常不錯的人。」
前一陣子，一個原住民電視台找到一位我班上的同學，是一個泰雅族的頭目，我已經
超過半世紀沒看到他了，他希望安排跟我對話，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他。有一年，一位原
住民同學得了肺病，但是回到家鄉還是得非常努力地做農事，結果就去世了。我們的班導
師蘇森墉老師是音樂老師，新竹中學有十年在全省合唱比賽得到冠軍，都是蘇老師一手培
訓的，他就作了一個曲子，是追悼歌。歌是這樣開始的：「風蕭蕭雨飄飄，朋友已經默默
的去了，你是多麼強壯而年少，你背負著山地無數人的希望，你將是山地的英豪，怎麼想
得到…….」，我們還開了一個追悼會。那時候日子過得很溫馨，在學校裡過著非常理想
的生活。直到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蘇老師來找我說：「遠哲，你們班上同學大家處
得那麼好，你們同學都想升學，都要升高中，如果全班同學都能考上新竹中學的高中部不
是很好嗎？」他建議說：「我們為什麼不組織個升學共勉會？你的理化、數學都很好，應
該可以幫忙班上的學生。」我覺得老師的這個建議很好，就說：「好，我應該幫班上的同
學把理化學好。」
我於是就開始到圖書館收集很多很多資料。那時我有一位堂兄叫劉遠中，他在台灣大
學唸物理，我也請他到台大的圖書館把很多物理學的書借回來。我那時候很認真，初中的
時候，有一陣子不打球了，回到家裡就看這些理化的書，開始寫講義。那時候沒有影印機
，要用鋼板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寫講義之後，印刷給班上的同學，我那麼努力做了好幾個月
，有一天我堂兄回來，他看到我還在寫鋼板，就說：「你還在寫鋼板？」我說：「是啊！
」他把我寫的資料看了，說：「遠哲，很奇怪耶，高中生大概也沒有唸這麼深耶！」我說
：「是嗎？這個很簡單耶。」後來過了兩個禮拜，我姐姐正在準備考大學（她後來是在師
大理化系唸物理），有一天我堂哥回來，我姐姐就說：「堂兄，這問題很難，你替我解解
看。」我堂兄看了之後說：「喔！這個題目遠哲會解。」他就給我解，我解開了後就交給
我姐姐，從那個時候起我姐姐就對我非常不諒解，覺得這個小孩子丟了她的臉。不過，那
是我第一次深深體會到其實我們在學校上學坐在課堂裡面，迷迷糊糊地聽老師講課講得好
有道理，但學的沒有自己當老師教別人時學的那麼多。我一直跟老師說：「老師，不對啊
！我們到學校來應該是當老師，你們聽我們講，不是你們講我們聽，你們聽我們講的話，
我們會學得更快。」確實是這樣，後來當老師之後，我教的很多課是我從來沒有上過的，
但是因為要教，所以自己學了很多，這些老師給你的挑戰，或父母給我們的挑戰，往往對
一個人的成長有深遠的影響。
我還記得，初中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唸書，媽媽在縫衣服，用腳踏著縫紉機，很
老舊的針車，我說：「媽媽，聲音小一點嘛，我們在唸書，你這樣干擾我們不好。」媽媽
就說：「遠哲，你埋怨的話，你自己把這個聲音弄小嘛！」我覺得有道理啊！為什麼埋怨
媽媽呢？所以第二天就開始把針車全部解體，然後一點一點地看，到底哪裡有聲音出來，
有時候是鏍絲沒有旋緊，有時候有些地方加了些油，結果這個針車真的沒聲音了。那時我
媽媽看了說：「遠哲，現在聲音沒有了，但是這個針車縫衣服的時候，上面的張力跟下面
的張力不一樣，通常是對稱的，但是我縫的衣服上面是一直線，下面是歪的。」我把上面
的部分也拆開來了，然後調節壓力，修了好幾個月，針車就像新的一樣。
在那個過程裡，我每天都在縫衣服，要試車，後來我縫衣服的技術變得非常好。有一
天，我表姐要我媽媽替她縫一件內褲，我媽媽在忙，就跟我說：「遠哲，你替她縫一下吧
！」我表姐站在那裡很不好意思，她的內褲居然是一個男孩子替她縫製的。初中畢業的時
候，我被保送到高中，有很多時間，我伯母在開幼稚園，所以我替我伯母做幼稚園的圍巾
，做了100件，我姐姐也做一些，但是媽媽每次看到我做的跟我姐姐比較，就說：「遠哲
做得這麼漂亮、這麼快，你是個女孩子，為什麼做得這麼慢？而且做得這麼不好？」當然
我後來也學到了，做父母親的絕對不要把兄弟姐妹做比較，這是最傷感情的事，我姐姐一
直看著我說：「為什麼這個小孩子這麼討厭？」其實我姐姐是很不錯的，是位好姊姊，但
就是有一個小弟弟做女紅做得比她好。
我早上縫衣服，下午就拿個裝飲料的水桶去打網球，打到滿身大汗，皮膚曬得像黑人
，高一的時候成為網球校隊，也參加全省高中網球比賽，不過那時候我的生活有點瘋狂。
瘋狂的是，我相信生命是無止盡，你可以有很多的時間，很多的精力可以做很多事。我記
得參加高中網球比賽回來一禮拜後又參加全省露營大會，新竹中學的管樂隊是大會樂隊，
我去吹喇叭。那一陣子除了學校裡面的很多活動，如合唱比賽、球賽、壁報比賽花了我很
多時間外，有一位生物科老師說我們教學時需要解剖圖，他說：「遠哲你畫畫得不錯，能
不能替我畫幾個掛圖？」於是我每天到三更半夜還在畫掛圖。高一下學期時我真的病倒了
，太累了。醫生告訴我：「你這樣下去不行，一定要休學一個月，在家裡靜養一個月。」
我聽了醫生的話，就在父母親的監督之下在家靜養了一個月，這個月對我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是非常有活力，喜歡做活動的人，要靜靜地在家裡休養一個月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這一個月倒是給了我一個機會，深深地思索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回想在初中時
看的很多偉人傳記，也想到社會的轉變帶給我們的影響、我自己的擅長，那時候想得很多
，也感覺到生命的可貴，生命畢竟不是無止盡的，是有限的。在這一個月的思索之後，就
像有人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那時候下決心要過有意義的生活，不能像無頭
蒼蠅一樣，打球、壁報比賽、管樂隊這樣子跑，應該要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到底怎樣才能過得有意義？我感覺到的就是：「我應該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能為人群
社稷做出貢獻。」我也檢討到我自己的擅長，覺得我應該成為一個科學家，另外，我也感
覺到我們在我們生活環境裡，如果不積極地、主動地想辦法超越環境給我們的一切，環境
就會影響你，也許可以說是一種束縛。當人家看到你就說：「喔！他是誰的小孩。」別人
看了看：「是是，他的舉止像他的父親。」或者是，「他是新竹中學畢業的」，「是啊！
新竹中學的學生就是這樣子。」在台灣社會長大的也就是這樣子。因此我有個非常強烈的
願望─-「我應該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應該受環境的束縛、環境的影響，我要努力超越
環境」。我要成為自己的主人，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為一個理想的人，希望為人
群做一些貢獻。我離開高中的時候，曾對很多同班的同學講：「我確實是滿懷著理想，要
走出自己一條路的人。」
那時候我離開了校門，很幸運地被保送到台灣大學，我從小學打棒球、打乒乓到考入
新竹中學之後，就一直沒參加過升學考試，所以我也相信準備入學考試是沒用的。我沒有
受到準備升學考試的危害，這是好事。我一進到台灣大學校門之後，就有兩個願望，一是
希望成為一個好的科學家，為人群社稷做出貢獻，第二個，我希望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改造我們的社會。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半世紀以前的事，但我一路走來這個理想沒有
改變。
當然，我年輕的時候想成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的願望，隨著歲月的消失以及自我的成
長，慢慢地轉變到不只是自己要成為一個好的科學家，也要培養優秀的年輕科學家。我這
樣的決心能夠了解的人不多。我高中有一位同學跟我談得比較來，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比較
有相似的看法。有一天我們上物理課的時候，校長拿了點名簿走進來說某某某，他站起來
，就開始哭。我往窗外看，下面有兩輛吉普車在那裡，有幾個穿便衣的憲兵圍著我們的大
樓，我知道他一定要被捉了，校長帶他走了，他到吉普車上還一直哭，就這樣被捉走了。
我跟他談得很來，很多事情都跟他談，我媽媽聽了這件事後，好幾個月都睡不著覺，她以
為下一個是我，可能就這樣不回來了，她非常擔心我的安全。我那時很多思想也許是先進
的，也許對很多願意跟著時勢走的同班同學而言是無法了解的，我有幾個堂兄可以了解我
的思想，但是了解的人不多。我有時覺得很寂寞，也有不少疑惑，也常希望能夠重整旗鼓
。當我找不到談訴的對象時，我記得我常在傍晚時分騎自行車到新竹頭前溪的下游，坐在
那裡沈思，夕陽西下的美景裡，野鳥與清澈的流水交織而成的圖畫讓我的時空無限展開。
頭前溪那時候水流不多，水面很廣，也許跟半世紀以前淡水河的下游一樣。我看著這夕陽
西下，美麗的雲彩，心裡頭得到一些慰藉，把很多我的理想、要走的路、願意這麼走的決
心，重新確認。那一陣子，我覺得如果沒有頭前溪的晚霞，我的生活該會是很苦的，好在
有頭前溪像一位心靈的母親慰藉著我。
後來我進入台灣大學，在台大有一些經驗是很有趣的。我在大學裡住第八宿舍，伙食
辦得很差，我們一進大學就看到社會腐化的一面，辦伙食的人自己不繳錢，他買了東西給
廚房煮，廚房的工友又污一些，像炒花生米給一公斤他只炒半公斤，污半公斤走，還有很
多同學自己在外面買菜，然後到餐館裡污一些飯到自己房間裡面吃。這些很不可思議的事
就在一個大專院校裡發生，風氣是這麼地敗壞。我那時候一直希望能夠希望集結志同道合
的人改造社會，所以我跟同寢室的人開會檢討說這實在不行，我們要做一個好的典範，辦
伙食給大家看，所以我們同一寢室的人就開始辦伙食，辦得很好。我們住在第八宿舍，第
七宿舍的人到了下半月都到第八宿舍包伙食。我在中學時訓導主任常罵我麻木不仁，操行
分數要給我丙等，我的班導師花好幾個小時才替我爭回甲等，沒想到到台大的第一個學期
就被記嘉獎一次。那個時候的這些活動，第七宿舍的很多人還記得。我回國到立法院作施
政報告的第一天，有一位僑選立委上台之後就說：「李院長，你以前在台大第八宿舍辦伙
食辦得不錯，我那時候住在第七宿舍就到你們那裡包伙食。」他還記得。
我到台大的時候，一直想要成為一個好科學家。這個志願很強烈，後來結交了些朋友
，其中有一位叫張昭鼎，是化學系高我兩屆的學長，後來變成很好的朋友。他是辛苦奮鬥
過來的人，他父親過世之後他在台大法學院做工友，晚上讀夜校，後來考到台大化學系。
我跟他談到一些學化學的事，我說：「昭鼎兄，我真的想成為一個好的化學家，在台大好
好地選擇修化學系的課，好好努力，畢業之後會成為好的化學家嗎？」他想了一下說：「
最近我們也在討論這些事，這個可能性很渺茫。」我說：「奇怪，台大不是最好的學校嗎
？台大化學系的教授這麼努力在做研究，為什麼在這裡好好學，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化學家
呢？」他說：「遠哲，你可能不曉得，我們最近理學院的學生、物理系的學生大家最感興
奮的事就是，20世紀前半葉對微小粒子運動規律的掌握出現了革命性的進步。一個微小的
粒子像電子與原子核，它不只有粒子的性質，也有波的性質，這種新的力學叫做量子力學
，分子是這些小粒子──原子核跟外圍的電子──組成的。你如果要成為好的化學家，要
多唸物理，而這些物理的課化學系的學生唸得很少。第一個，你可能要唸量子力學，從微
小的粒子到了解宏觀現象，你要學好熱力學、統計力學。你如果要了解物質的性質的話，
要學電磁學，要做好實驗的話，要學電子學跟電子學的實驗。」他一口氣就講了六個學科
，然後說：「這些課化學系都不教。你如果要成為一位好學者，你會講日文加現在學英文
大概是不夠的，理學院的學生學德文可能也不夠，還要多學別的語言。」他一口氣講了很
多，我看了看：「那你們都學這些東西嗎？」他說：「我們哪有那麼多時間啊？」
於是我跟張昭鼎說：「這個暑假我們不回家，在宿舍裡面我們從熱力學開始輪講。」
他說：「好啊！」所以那個暑假我真的沒有回新竹，在宿舍裡我跟張昭鼎兩人就開始輪講
熱力學，那本Lewis and Randall的書是美國研究生在唸的，這門課唸得很辛苦。有時候
有些事情沒搞清楚，去找系裡的教授請教，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系裡的教授每次都是拍
著我的肩膀說：「遠哲，你太年輕，這些事情你現在還不必懂，以後再學。」我一直追問
下去之後，他就老實說：「其實我也不懂。」
後來到大二的時候，我到物理系學電磁學。你們學校有一位鄭伯昆鄭老師，那時他在
物理系當助教，我跟幾位物理系的學生一起在晚上輪講近代物理與量子力學，大概禮拜一
、三、五晚上，都在物理系助教的房間裡輪講。後來我在物理系也唸了電子學、電子實驗
，也與一些同學輪講統計力學，而且大三的時候，在我學德文的第二年，也到外文系學俄
文，俄文後來也學了兩年。所以我大一時張昭鼎說的要成為好化學家應該做的幾樣事，我
確實都做了，那時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確實很認真，已經不到外面打球了。每個禮拜天晚上十二點，我就把下個禮拜的日
程寫得密密麻麻的，其中有半個小時是打網球，是不能少的，除了這個半小時之外，每天
都在努力用功讀書。禮拜天早上一早就到圖書館佔位子，因為那時候環境不好，沒有很多
地方可以好好唸書，圖書館一開就進去，一直到晚上10點鐘。所以我在大學四年確實是非
常地用功求進步的，那時也沒有電視，在白色恐怖的時代，除了唱片欣賞會，學校裡的社
團活動也不多，我們就這樣子走過了台灣大學四年的歲月。
那個時候我們很單純地用功做學問，沒有人想到留學，我們一直說要好好探求真理，
所以台灣大學那時理學院的學術風氣很不錯。當時研究所剛開始創辦，我們大四時化學系
第一年招收研究生。所有的大學生都要作畢業論文，我找了一位年輕的教授，做了一些用
電泳的方法快速分離鍶與鋇離子的工作，有一天，老師看到我做研究很有成績，很高興地
帶我到外面，說請我吃飯，給我一杯啤酒。我那時候口渴，啤酒就一飲而盡，我當時不曉
得自己的身體裡沒有消化酒精的，酒喝了以後就覺得很奇怪，電燈怎麼忽然開始搖，後
來電燈變得好像西瓜一樣大，然後我就不省人事了。我的老師把我背回實驗室，把我放在
長椅上，半夜三點鐘醒來後，我才知道剛剛吃了一碗麵，喝了兩口啤酒後就不省人事了。
到後來大四的時候，很多女生在申請美國大學的獎學金，我就問妳們在做什麼？她們
說申請到國外留學。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大學畢業後還有到國外留學這一條路，不過，我們
要先接受預備軍官的訓練。我畢業的那一年是1959年，金門炮戰的時候，聽說最激烈的時
候每平方公尺就有一顆炸彈落下來，很多年輕的預備軍官當排長，年長的看不慣這些年輕
小伙子一進來就當排長，炮戰最激烈時就常常請他們去修補被炸開的電線，也聽到幾個朋
友炮戰時去世。所以很多人就說這樣子當炮灰是不值得的！他們都說我們是砲彈射擊比較
精準的人，理學院畢業的都當炮兵，結果很多人就去考研究所，我是到清華大學考原子科
學研究所。我考研究所是為了躲開金門炮戰不要當炮灰，後來我從國外回來談及此事，很
多大官像國防部部長，覺得非常不以為然，認為你不是愛國的人。到美國之後，我走的路
可以說是化學物理學學程的路，人家問起我為什麼做此選擇，我就說：「我在台大化學系
的時候，人家告訴我一定要把物理的基礎打好，所以多學了物理。」我後來做的實驗跟在
台灣走的這條化學物理學學程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在清華大學做了兩年碩士論文研究之後
，才到美國。
在做碩士論文時有一個故事很有趣。當時有一位日本教授到台灣來教我們，那時候的
台灣，得過博士學位在大學當教授的人不多，所以清華大學創設原子科學研究所時請了不
少外國人，有位是日本學者，是做放射化學的，叫濱口教授。他到我們的實驗室來教我們
做分析化學，放射化學、放射性同位素的實驗。他那時候對北投石的放射性同位素很感興
趣，他教我們怎麼用白金坩鍋把北投石那種不溶於強酸強鹼的化合物，用碳酸鈉高溫融合
成碳酸物質後，才把它溶解出來。那時候我一直覺得他做的好像有點奇怪，你們可能知道
，楊惠珊做琉璃的時候，起初買了很多白金坩鍋做琉璃，白金坩鍋都毀掉了。我回國後，
她有一次來找我，談她過去的事，她說：「很辛苦啊！起初用白金坩鍋做琉璃，白金坩鍋
都壞掉了。」我說：「妳早應該來找我，我就會告訴你，處理含鉛的化合物用白金坩鍋是
不行的，因為鉛跟白金會變成合金，白金坩鍋會毀掉。」
我的老師，日本來的這位老師就拿幾個白金坩鍋把北投石放在裡面，用碳酸鈉做融合
，我就告訴他：「奇怪，這好像不對喔！我記得我大學二年級唸定量化學時，定量化學的
書裡面說：『如果有含鉛的化合物的話，應該用濃鹽酸把它變成鉛的錯合物，把它析出來
，可能要花一個晚上把鉛溶出來，不然的話會跟白金變成合金』。」這位日本教授聽了非
常不高興，那時我覺得我們是談真理、談是非，但是他非常不諒解我第一堂課就找他的麻
煩。後來他分析之後說，北投石的硫酸鉛有17%，但我看這個白金坩鍋確實有一個環狀的
合金形成，後來我自己重做了一次同樣的分析，發現硫酸鉛該是21％。有一天，濱口教授
告訴我說：「其實我發現你們台灣的學生很不錯，比我們日本的教育大學的學生做得更不
錯。」他這才第一次給我們肯定。不過很失望的是，我後來寫成分析放射性同位素的論文
，他看了之後很高興，就趕快拿去發表，把我分析的21%的硫酸鉛塗改成他的17%，他分析
的時候一部份的鉛已經變成合金，數據是不對的！他就直接送去發表。所以我發表的第一
篇文章當中的數據是不對的，是老師替我改錯的。這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裡，我曾經跟他
講，說是不對的，但那位老師就是不承認。這事讓我耿耿於懷。
後來我到柏克萊加州大學留學，發現師生之間的關係在美國民主化的社會裡面是完全
不一樣的。我找一位教授跟他做研究，他叫做Bruce Mahan，我每次找他敲著門說：「
Professor Mahan」，他就看著我說：「Call me Bruce」，要我叫他布魯斯。我們受儒家
思想培養的人，看到一位老師，直呼他的名字，是講不出來的，我第二個禮拜找他，我說
：「Professor Mahan」，他還是看著我說：「叫我布魯斯」。過了六個月，我就開始叫
「布魯斯」，就這樣子一直以平輩交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學術討論的活潑，老師沒有架
子，這種風氣使我非常受到感動。那時候吸引大家到美國學習的原因，一般說是美國富有
、科學很進步，但一個民主國家平等自由的觀念也許是吸引威權專制的國家的年輕人的最
大的原因。
那時Mahan教授給了我一個題目，是跟光化學有關的，我說這個題目很有趣，我就跟
他做了。有一次我敲門找他，要他給我指點，Mahan教授看著我說：「我怎麼知道？我如
果知道早就解決了，就是我不知道，世界上沒人知道，所以你要做博士論文，是你要自己
解決的事。」很奇怪的是，我每次找他，他從來沒有給我任何指點，他說：「我怎麼知道
？ How do I know? 你要自己去解決。」但他有一個習慣，每次到實驗室他就問我：「
What is new?」我就把我自己在實驗室裡摸索想解決的事告訴他，他第二句話就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你下一步要做什麼？）」我就把我的構想告訴他，他
每次都點點頭就離開。那時我常回到家裡跟太太說：「奇怪啊！我到這個美國來，這個國
家老師跟學生很平等，但是我在中學的時候，老師什麼都懂，一到黑板前他可以滔滔不絕
，怎麼樣合成胺，講什麼都懂，到了大學的時候，大學老師大概也懂不少，他們有時候會
說：『遠哲，你還年輕，你不需要懂怎麼多』，我就知道其實這些事情他也不懂。但是到
美國之後，跟了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每次問他，他說：『我怎麼懂？我不懂。』我媽媽、
爸爸省吃儉用買了飛機票，我滿懷著理想到美國來，找一位教授什麼都不懂，那到底是幹
什麼的呢？」
但是過了一年多之後，我說：「我發現這個現象是這樣，我要這麼做。」老師說：「
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在蘇聯的文獻裡面看到有一些人做這方面的事，便有了新的
構想」，他說：「你會唸俄文哦？」慢慢地他就對我非常好奇，過了兩年多，Mahan教授
就說：「你可以把你做過的事情寫成論文，可以得學位。」我那時候跟他抗議，我說：「
我來了兩年多，你沒有教我什麼，每次都在問：『What is new?』、『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然後你就說做夠了，可以寫論文了。」他說：「不、不、不，你
真的是做得很不錯的，你真的是解決了一些問題，而且你很有創意，你解決的方式是很不
錯的。」他說：「你如果覺得還需要做研究的話，可以留下來，我下學期要到英國牛津大
學去一個學期，你可以留下來，做你喜歡做的事，我有很多的錢，也不用擔心經費，不過
實驗室的一些研究生你要照顧、照顧。」他就走了。那時候我就開始做離子跟分子碰撞的
實驗，希望從角度分佈、速度分佈了解化學反應是怎麼進行的──這是肉眼看不見的，原
子分子的碰撞到底怎樣把反應物變成產物。那時為了做研究，學了很多儀器設計，從機器
加工、儀器的設計、電子方面的設計學了很多，設計了非常複雜的儀器，做得滿成功的，
等到他回來我已經有模有樣，成績很不錯。所以我在柏克萊做了一年半的研究工作，結束
之後，哈佛大學的教授Dudley R. Herschbach邀請我到他的實驗室繼續做交叉分子束的實
驗，我才到哈佛大學做化學動態學的研究，後來就是這個領域的工作使Herschbach教授跟
我分享諾貝爾獎。
我到哈佛大學做研究時，下定決心在一年之內把儀器做好，再做半年的研究工作後就
要離開。很多人說：「不可能！你設計一部儀器大概就要花一年」，我說：「是啊！這個
儀器很複雜，設計要花一年，但是我可以從外面的大架構開始設計，設計一個月之後，就
送到到機械工廠加工，到全部設計完成之後，零件都進來了，最後的一個禮拜我可以把儀
器裝好做實驗。」很多很有名的教授，包括一位加州理工學院來的教授說：「你是博士後
研究員，你說一年半要做完這個研究？」哈哈大笑！他說：「不可能的，怎麼可能。我在
加州理工學院有15個人跟我做，已經做了五年，現在才慢慢覺得應該怎麼做，你怎麼可能
嘛！」很多人不相信，但是我們還是走過來了，其實十個月之後，我就設計並建造出了非
常複雜的儀器。
那陣子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我每次把設計圖拿到Herschbach教授的實驗室討論，他起
初覺得很有趣、很複雜，到最後他看著我就說：「遠哲，如果沒有像你這樣有五千年文化
傳承的人大概不會設計出這麼複雜的東西吧！」他一直把我設計的儀器歸功於五千年的文
化傳承。我在做設計的時候，說明給機械工廠的師傅聽，他站在我對面，我就拿一張紙把
一個很複雜的三度空間儀器，從他的方向畫給他看。他每次看我畫就瞪著我看，說：「我
在這裡工作了25年，還沒有看過一個人從反方向把三度空間的東西畫得這麼清楚」，我說
：「我父親是畫家，他每天都把三度空間的東西寫在二度空間裡面，我常常從相反的那邊
看，這個東西對我是很習慣的。」他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有人可以把三度空間的東西從相
反的方向畫得那麼清楚。我們在做儀器的時候，機械工廠的師傅都非常興奮能成為這個團
隊的一份子，這個團隊的工作是非常愉快的。我記得在哈佛大學的時候，我跟機械工廠的
老闆變得很要好，我去的第二年，有一個pheasant season，打雉雞的季節，季節一開始
，他就把打到的第一隻雉雞送給我，我在家裡用開水燙，把毛拿掉後烤了一個雉雞要吃，
太太一直說：「這隻雞原本這麼漂亮，很可愛的」，她一直講講講，講了之後就吃不下了
。那雉雞我沒有動手。
過了一年多，芝加哥大學要我去當教授，我就這樣留在美國。我本來到美國，希望得
到學位後就回到台灣教書，沒想到一拖竟過了32年。32年之後，我變成57歲，後來我的朋
友張昭鼎去世之後，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該回家的時候〉，我就打包行李回到台灣來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已經過了12年，但是到現在為止，我的熱誠還是不減。半個世紀
前我說：「我要成為好的科學家，希望為人群社稷做出貢獻」，這個理想還在。當然我回
到台灣之後，更希望年輕人能夠成為好的科學家，一起努力；希望跟大家一起，把志同道
合的人集合在一起，改造我們的社會，這個理想到現在還是非常熱烈地在我的心中盪漾著
。我想大家雖然看到這個社會上很多事情有時候看來是不理想、不可思議的，但是如果我
們努力的話，社會確實是可以改造的。
我剛才講過，我是1936年生的，現在70歲，是跟你們有半個世紀的代溝的人。現在時
代跟以前不一樣，我們往後在21世紀的日子確實會很困難，對於這些困難可能對像我這樣
年紀的人還不會覺得那麼痛苦，但很多在座年輕的各位，確實必須認真面對。如果要問在
21世紀將看到什麼轉變會對我們有深遠的影響，我會說兩樣事。一個就是，從兩個世紀以
前開始地球人口增加得很快，而且工業革命之後，我們的天然能源消耗跟我們的活動變得
非常激烈，我們以前的社會是在所謂「天人合一」的情境裡發展過來的，人是生活圈的一
部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這兩百年這樣走下來之後，本來對人類來講是無窮大的地
球變成有限的，不但天然資源有限，大自然吸收人類產生的垃圾、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這個從無窮到有限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不注重這件事情，我從上世紀的發展看
出，上個世紀我們依靠石油，物質文明進展得很快，但我們馬上要面對的就是液態燃料供
需的失調，將有很大的衝擊會發生，我們準備好了嗎？
沒有！我們的地球是有限的，但是我們還是延續著過去兩百年來人類發展的軌跡在進
展，最近印度跟中國大陸的發展就暴露出人類這樣走是不行的，但世界上沒有人能夠跟印
度及中國大陸的人說：「你們不能跟我們一樣！」他們一定說：「是你們以前走過的路污
染了我們的地球！」現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產生20噸，澳洲19噸，
台灣是名列第三的12噸。台灣是很可怕的，印度是0.96噸，大陸有2.72噸，台灣目前已經
是所謂過度開發的國家，對於這個事情如果我們不覺醒的話，這樣下去，溫室效應帶給我
們的衝擊會很大，能源的爭奪會使世界不安定。我就看出，911事件之後的很多事情多少
跟能源的爭奪安排有關係。此外，以後過境的颱風會越來越大，我上上禮拜坐飛機到美國
時，亂流很大，長達兩個小時，我太太也說：「以後我們會常常看到這種亂流嗎？這跟二
氧化碳的排放有關嗎？」我們再不覺醒的話，這樣走下去我們是沒有希望的，我想大家要
想清楚。
我們碰到的第二個大困難是這樣的，全球化的步伐走得很快，每次WTO的會議議場外
一定有人拿著旗子反對全球化。這是很有趣的，我們在經濟活動方面已經全球化，資金超
越國界的流動，但是這個全球化到目前其實是走到一半，而走的方向又是很奇怪的。上個
世紀蘇聯跟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他們都相信馬克斯、列寧講的話，他們說：「
勞動階級無祖國」，因而有共產國際的觀念。勞動階級沒有祖國，但是走到這個世紀好像
沒有祖國、跨國界做事的很多都是資產階級，反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耘的人常受到不
利的影響，導致財富分配不均，不但是國家跟國家之間財富分配不均，一個國度之內的財
富分配也不均。而在政治上，國家的界線還是那麼地強烈，雖然科學家常說：「國家跟國
家的界線太空人是看不見的」，太空人看到的地球是美好的一個。大自然是沒有國界的，
國界只是地圖上的幾條線，但事實是國家的界線還是非常地明顯。所以我們有很多矛盾，
國跟國之間一方面說要合作，另一面又在競爭，在合作競爭的過程裡面，只看到錢沒有國
界急速地在流動，使我覺得現在只走到一半的全球化一定要把它走完。
到了這個世紀的中葉，如果我們還不把整個地球當做一個社區，我們所有的人都成為
一家人，很多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當然有人會說：你說「我們全部的世界變成一家人」，
意謂著什麼？我說：「通常一個國家的存在，常常是透過抽稅做財富的再分配，抽了稅之
後要照顧一些人，全球化以後，整個世界都變成一個社區一家人的時候，那麼全球的問題
也經過抽稅的方式由大家來幫忙。」歐盟慢慢在走入國界淡化的階段，這是不是人類將要
走的路我不敢說，但是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我總覺得，現在我們面對的兩樣困局，地球從無
窮變有限，這個轉變正在地球上發生，存在於從無窮到有限的地球上的我們怎麼生活，是
大家要認真想的。
另外一個就是像禽流感、污染的問題，是你們年輕人跟我們年紀不太輕的人要一起努
力奮鬥的。因為現在大家活得很長，我們不能就袖手不管了，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努力。今
天很高興在淡江大學55週年的紀念講座中跟各位分享我個人走的路，我對世界的一些看法
。我要特別跟各位講的是，我在世界上碰到的很多人他們過得很愉快，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的成功只是出於天份很高，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地一步一步地發展下
來的。我們大家都有天份，只要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大家可以找出自己的一條路。所以
早一些掌握自己的生命好好去努力，這是比較重要的。謝謝各位！
問答:
一、院長今天講得很精彩，在5、60年前台灣的環境下能造就您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我現
在想問的是，在今天這個教育環境下，有沒有可能造就另外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這是我第
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在今天的教育環境下，我們是否應該像以前一樣著重精英教
育，還是教育要改成照顧每一個人，尤其是中下程度、弱勢的每一個人，讓他們能成為一
個好的公民？這兩個問題請問院長。
答：關於你的問題，我可以講一樣事，每次有人談到我做得這麼成功的時候，一定說台灣
的教育一定是很不錯的，他們也常問我小學是怎麼過的？我就說：「我頭兩年沒有上學，
後兩年是打球。」我頭兩年從大自然中學習，我在小學三年級到課堂裡上課，覺得好無聊
喔！大自然能夠教我們那麼多東西，為什麼要在課堂上裡面講這些脫離大自然的事？但是
我高一的時候病了，讓我想到要做自己的主人，我沒有接受學校教育給我的一切，學校講
的、老師講的跟我要的、我學的，其實是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在大學學了很多東西是化
學系沒有教的。所以從這個觀點看，任何人他願意超越的話，一定是可以成功的。那時候
台灣很貧窮，而且老師並不那麼理想，所以才使一些人變得非常叛逆地說：「我們要改造
，我們要超越。」從這觀點看，目前的環境可能是比較不好的，目前大家過得比較富有，
而且我小時候下午三點鐘就放學，現在學校佔用學生太多的時間，一直要補習到很晚，使
學生不能夠好好地發展，只變成一個考試的熟練工人。從這個方面看的話，目前的環境可
能是不好的，但是只要有人不去補習，而去挑戰我們現有的制度的話，是會成功的。我在
清華大學做研究的時候，環境很不好，我為了合成一個碰到空氣就會燒掉的化合物，到玻
璃工廠裡面學吹玻璃，那是很辛苦的，但到美國之後就覺得做研究是這麼簡單，這是因為
我們是在這裡磨練出來的。所以在困境中成長的人，往往是比較冷靜、比較強的，不管在
哪樣的環境，只要我們能激勵年輕人超越的話，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你剛才講我們應該走
精英教育的路，還是注重普及教育，我倒是一輩子都相信，我們應該把社會上所有的人培
養上來，每個人的性向不一樣，有些人做研究工作，有些人做藝術家，有些人做食物的工
作，有些人做立委、政治家，有人開車，當廚師，每個人都做不一樣的工作。我們現在並
沒有從多元化的觀點來評鑑一個人，如果大家都接受「人生而平等，職業沒有貴賤」的話
，精英只是從學術的觀點看某些人是精英，但是就待人處事、對社會的貢獻而言，我想每
個人都是一樣的。這裡我要澄清一樣事，六年前美國的柯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說：「
No one left behind（不要讓任何人掉隊）」，那時候有人問我：「你們以前教改會的時
候的第二個口號，帶好所有的學生，這是一樣的嗎？」我說：「不一樣！完全是兩回事。
」「No one left behind」是有一條線，然後每個人都在線的上面。我說：「這是不對的
，不應該有一條線，每個人在多元社會裡面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是要把所有人都拉拔上來
。」六年後的今天，美國有人在開始批評了，說：「因為『No one left behind』，他們
就開始考試，看哪個學生behind了，哪一班behind了，或哪一個老師沒有教好，考試考得
越來越多。」變得跟台灣一樣的，所以一個史丹佛大學的教授，我的好朋友，也寫信跟我
說，很遺憾，美國的多元教育慢慢在學台灣不好的地方。人生而平等，職業沒有貴賤，如
果社會上還是不能接受這個價值多元的觀念，還是要訓練考試的工人，跟以前的科舉一樣
只靠筆試的話，是不對的。
二、我是化學系四年級的學生，現在社會上，很多年輕人的價值觀都是說要求快、求速成
，可是我看到李院長一路走過來，我想問的是如何，不管是大學畢業或是接下來往社會上
如何做好最基礎的、也是最紮實的基礎科學？
答：我們有個成語叫「欲速則不達」。求速、求快，趕快做，在好好規劃的情況下每個階
段都很快的達成，並不是壞事，但是你沒有做一個階段性的調整之後想一步登天，這是做
不到的，而且做不好。最近大家常常在談國際一流大學的時候，人家問我說：「院長，有
沒有機會五年過後我們就會產生國際一流大學？」我說：「不可能的！」我們現在要把好
的大學變成更好的大學，要把更好的大學變成最好的大學，這個是一步一步要做規劃來走
的，不是說花了五、六百億，一個學校就變成國際一流。你現在是大四還早，還年輕，但
是做學問也是，真的是需要一步一步紮實地去做。不過有一樣事情我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以前很多家長都希望小孩子到大學之後，學一技之長使他能一輩子在社會上生活下來，現
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知識更新很快，產業的更新也很快，我離開美國12年，我回到美國之後
就看到很多以前的公司都不見了，新的公司慢慢在上來，我們也看到很多可以重複操作的
事，或者是能夠用電腦程式解決的事，都被聰明的機械人取代，人在做的就是機械不能解
決的，或預期不到的事。所以從這個觀點看，我想你們在這裡累積的知識，可能到後來用
途不是那麼大，但是你如果有一個習慣，繼續不斷學東西，而且你如果能夠處理一些比較
複雜的事，那前途是無量的。所以我想在學校裡學習，不是把書本的東西塞到你的腦筋裡
，你就以為是學一技之長，可以走遍天下，不是的，重要的是要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
且要不斷地學習新東西。所以你在淡江大學要學習一個習慣，就是怎樣學一個新東西，離
開之後回想在淡江大學的這幾年，真的是學到怎麼樣不斷地學習，這樣，你的前途就是無
量的。
三、很奇怪在李院長那個年代，在初中、高中就會想到國家、人生的問題，感覺上這個問
題的思考越拖越晚。以前是可能在高中要去思考的，後來拖到大學，現在到研究所，可能
未來還要到博士班才去思考。您覺得這個社會是不是有一種晚熟的現象？您怎麼看這件事
情？
答：我剛才講過，我是1936年出生的，那個時代的變遷非常激烈，我看到二次世界大戰的
結束跟社會一步一步的轉變，使人變得很早熟，所以等到社會愈來愈成熟或安定的話，普
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學生，可能不會想這些問題。以前因為社會變遷很快，使大家在思想
上變得早熟，但是我要講的就是之後的這20年，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世界也會變得很快。
我們講上個世紀是美國的世紀，我一直說上個世紀是美國石油工業的世紀，而這個時代已
經到了尾聲，在石油供需失調之後，能源的爭奪戰、能源的缺乏不但會影響到大家依靠能
源的生活方式，連我們吃穿的東西都會受影響。美國農業的30%都是經過化學肥料而來的
，吃一塊麵包，有三分之一是從肥料來的，也就是從石油來的，我們穿的衣服60%是從石
油來的，所以石油的供需失調之後，我們會面對很大的困難。台灣目前要面對的就是這之
後的20年世界的轉變、社會的轉變、環境的變遷，以後的年輕人可能又會變得早熟，想的
事情是全球化的事情，不再是自己家裡面的事，可能真的要把整個世界當成台灣想。
四、我是化學系博士班三年級的學生，我的問題其實有點尖銳，但是我還是想知道李院長
的看法。不曉得李院長認為台灣面臨最大的困境跟問題是在哪裡？是我們的政治局勢，或
是我們的整個社會經濟，還是說教育體制出了最大的問題？我也希望李院長幫我們預測下
一個科技的新方向，或是說諾貝爾化學獎的方向，你個人認為在哪裡較有可能？
答：我很簡短地回答你的問題。在你問我問題的時候，我就預測你心裡可能想說統獨的問
題，或是兩岸的問題，我剛才講過，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到了這世紀的中葉，要整個世界
的人變成一個社區，從這個觀點看，我們國際間的合作、兩岸的合作，是很重要的。我也
不希望看到大家用狹義的民族主義，來促進統一或者是獨立這些事，我想我們用寬廣的胸
懷要大家一起走，走到全世界都變成一家人。很多紛爭在過了半個世紀我們往前看的時候
，其實意義並不大，意義比較大的是怎麼樣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是要全球一家人，大
家共同來解決，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倒是覺得我們的政治家要往前看，要全世界的人一
起來努力。第二個問題，我剛才講過我年輕的時候要學化學，那個時候因為上個世紀學術
的進步，在原子物理、量子力學方面的進步使學化學的人說，你要把物理唸好了，才能好
好地研究化學。今天如果有人問我的話，我一定會說：「不但要把物理學好，你要多花點
心神在生命科學的領域裡面，因為生命科學最近有很大的變化，已經不是所謂『現象論』
的科學，而化學在生命科學的領域裡是可以有很大的貢獻的」。現在很多人都要製藥，學
化學的人看了就說：「不會成功的」，為什麼呢？他不懂化學，很多製藥方面如果沒有化
學的人合成或轉化，很多東西是做不成的，所以你如果問將來化學的方向，我說：「上個
世紀大家都說是物理與化學的進展對人類社會有很多貢獻。這個世紀是新的生命科學，尤
其是基因方面的研究，會帶來很多波動，這對人類的影響會是比較深遠的。這方面的機會
很大，可以有很大的發現。」
劉豐哲（主持人）：
還有沒有問題？我來向院長報告一個故事，我1968年我剛從美國大學畢業，我去教書，到
Wayne State University教書。有一天，一位物理系的朋友一早來告訴我：「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人，叫做李遠哲的？」我說：「我沒有聽過。」那是1968，他說：「他是芝加哥大
學的一個教授，今天到我們學校來演講，在化學系演講」。他說：「我們系裡頭很多學物
理的人也去聽，從來沒有聽過、看過一個人化學講得這麼有意思。我看他物理都懂得比我
還多，很少有人有這麼大、這麼多的創意，可以給人很多的啟示。」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對李遠哲這個人很感到興趣，我從小喜歡看小說，看小說喜歡了解人嘛，所以我就一直放
在心裡頭，我想在台灣這個社會怎麼可能培養出這樣的一個人。當時的人通常在那邊死唸
書，讀了很多書但沒有自己的想法，那是我當時在美國看到的一般台灣去的留學生，我就
想台灣怎麼可能培養出這樣的人？到了幾十年之後，我才第一次看到院長，今天聽到這個
演講，心裡的問題就得到一部份的解答，我想我們的同學也一定能從這個演講裡頭了解到
一些人一生成長的過程，我相信大部份人回家去會再對自己的人生重新考慮，但是最好不
要因此睡不著覺。今天我們很謝謝李院長給我們這麼精彩的演講。
李遠哲：
剛才主持人希望你們不要回去睡不著覺，其實我想做學問的人都有相同的問題，常常想一
夜的事情睡不著覺。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每次想一件事情的時候，要做一個了斷，這
個問題不能解決，但是明天我可以嘗試A、B、C、D，你今天回去之後下決心說：「我也要
這樣地努力。」這麼下一個決心之後，心胸就會變得很開朗的，睡覺睡得很好，所以每個
人每天晚上，都應該有個習慣，就是把想過的事情整理之後，哪些事情是要明天開始重新
奮發圖強的，那你就可以睡得很好，你如果沒有養成這個習慣的話，是很苦的。晚上疲倦
了，想不通的你要把它記下來，明天重新重整旗鼓地來開始。好！謝謝！
一樣從朋友版上看到的
一篇落落長的文
因為是演講稿 文章有些結構不是非常緊密
不過 還是蠻值得參考的 也很激勵人心
高中開始 就陸陸續續讀過一些他的故事
一直到現在 他還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現在再聽他的故事
還是有有為者亦若是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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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科學家成長的過程
李遠哲
中央研究院院長
錢院長、錢主任、劉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首先祝賀淡江大學55週年校慶。55
年的學校還蠻年輕的，我是1936年生，所以今年算是70歲的年輕人。我說70歲的年輕人是
因為最近可能大家看到報導，再過20年，我們對細胞重建修復的生物技術會有很大的進展
，以後人類的年齡聽說可以延長到1000歲，那是非常嚴重的事，到那個時候，很多人到醫
院苦苦哀求說：「醫生，我累了，讓我走吧！」，醫生就說：「不，我們是為維護生命而
存在著的，你900歲了，還要再努力工作100年，才讓你離開。」這是個可怕的構想。
今天我在這裡跟各位談我的心路歷程，也講講對年輕人的一些期許，不過各位也一定
會想說：「你是跟我們有半個世紀時代落差的人，你的經驗對我們有用嗎？」我想，時代
環境確實很不一樣，但是一個人走過的路，對別人總是有用的，所以我今天願意跟各位分
享我成長的過程──一個科學家是怎麼樣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成長過來的。
我剛才講我是1936年生的，我媽媽是幼稚園園長，所以我就是在幼稚園出生，在幼稚
園的環境裡長大的。我進入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到了尾聲，美軍勢力一
直在往西移動，日本節節敗退。那時候的台灣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所以我們剛上一年級就
開始擔心美軍的轟炸，上學都拿一個頭巾，用棉花做的很厚的頭巾，讓炸彈爆炸的時候不
要傷到我們的頭。一開學就在防空演習，演習了不久，有一天我們聽到飛機的聲音不一樣
，不像戰鬥機，是個非常沉穩的聲音，沒想到，第一顆炸彈就丟到離我家50公尺的地方，
我家的門都炸開了。那時我們躲在防空洞裡，轟然一聲地大家都嚇了一跳。因為我家隔壁
是一個學校，日軍把那個學校當作司令部，美國不曉得是怎麼知道的，第一顆炸彈就扔那
裡，那一天在新竹丟了不少炸彈，現在的清華大學那一帶是燃料廠，海軍放燃料的地方，
燒得遍地通紅。我們沒帶東西就往山上跑，跑到姑母的佃農家裡住，沒想到一待就是兩年
，過著沒有上課，非常快樂的日子。
我們到了山上，我父親說：「你哥哥剛上中學，要在城裡面救火」，所以看著我說：
「遠哲，你是家裡最大的男人」。我那時只有7歲，但是我父親說：「你要保護家人，幫
媽媽做很多事」，我說好。從第二天開始，我就跟我姐姐到山下挑水，每天大概挑15趟，
只有7歲就做了很多非常辛苦的體力勞動，也學種菜，農夫做的很多事我們都學了，但在
這段日子裡面，我接近大自然，常常到外面捕魚，有時候三更半夜到樹上捉黑文鳥，在牠
們的蛋孵化之後，我們半夜就把整個鳥巢摘下來，把黑文鳥帶回家養，看牠們的成長。我
們在山上滿山遍野地跑，有時候還找到狐狸洞，口渴的時候就採甘蔗吃，那個時候，我們
看到整個季節的變化、氣候的變遷，學了很多。有時候看到老農民採了竹子之後，把竹子
剖開，把竹皮分出來作竹籃子，我每天都在那裡看，一個禮拜之後，我自己也拿一把刀砍
竹子，把它劈開，也做了竹籃子。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是很愉快的。有時候我也有些
大的發現，比如說颱風過境之後，湖水溢流，就像瀑布一樣流到下面。第二天我在下面玩
，發現石頭就像篩子一樣把很多魚就夾在裡面，我就把鄰居的人都叫來，翻開許多石頭，
捉了一籃一籃的魚。後來當有人問我，在我接受教育的這樣多年之中，那一個時段對你是
最有用、最好的？，我總是說：沒有上學在山上接近大自然、從大自然學習的這兩年對我
是最有用的。當然，那些日子要希望現在的年輕人去體會恐怕是不容易的。
我也記得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天，我在山上看到日本的一個小男生，15歲左右，他是
特攻隊。你們可能不曉得日本到後來節節敗退，一個飛機飛出去之後看到美國的船隊，航
空母艦，或者是巡洋艦，飛機就直接衝下去打艦艇，把大的戰艦打沉，那時候很多日本大
學學化學的人護送過氧化氫從日本到台灣，把過氧化氫裝在飛機上。許多20歲、18歲的男
孩都死了，到最後開車、開飛機的是15歲的小孩。那一天我在山上看到15歲的男孩子在樹
底下哭，我雖然很小，才不過是9歲的小孩子，就問他說：「你為什麼哭？」他說：「明
天是輪到我上飛機要打美國軍艦的日子，我明天就不在這世上了。」他在那裡哭。過了兩
天我又看到他，我說：「你不是去了嗎？」他說：「飛機的一個儀表壞了，我不能夠下去
，就回來了。」我就說：「你自己弄壞的喔？」他不置可否地在那裡笑。
大戰結束之後，對我們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社會轉變。我們看到日本人走了；我
第一次聽到三民主義、自由平等；我們拿著國旗到火車站迎接國軍，社會的轉變對我們衝
擊很大──社會制度的改變，政權的更換，還有後來政府的腐敗到惡霸。那時候我雖然年
輕，還掌握一些社會到底是怎樣在改變的情況。我們那時候從報章雜誌上看到巴勒斯坦的
難民問題，以色列建國把巴勒斯坦的人趕出來；後來在大陸中共革命戰爭的過程裡，看到
報紙上寫的開封陷落、金元在上海兌換的暴動、共軍過長江，一直在小小的年紀裡受到
很多的衝擊。在這轉變的過程裡面，我們的生活是很苦的，因為那時候很多物資都要用在
戰爭上面，我家有9個兄弟姐妹，我還記得年輕的時候，從學校回來常常要做火柴盒子賺
點外快。
小時候，一個讓我比較不容易適應的事情是小時候在日本統治下長大，我只會講日語
，不會講閩南話，大概沒有人會講國語。戰爭結束之後，我從一個日本人的小學校轉到一
般的國民學校，同學看到我就說：「你是三腳的。」因為他們罵日本人是狗，四條腿的，
台灣人是人，是二條腿，我不會講閩南話，就說我是三條腿的-「三腳仔」(閩南語)。每
天上學，全班的50個人都找我吵架、打架，我跟我堂哥兩個是轉進去的，每天面對著50個
人，在口袋裡面裝滿了石頭，因為我們打不過啊！一面丟，就一面走回去。但因為這麼打
著，三個月我們都打成一片，變成很好的朋友，閩南話也學得很快，三個月之後就講得「
很輪轉」。
在這個時候，有些事情對我是影響比較大的。我們三年級的時候開始學國語，從ㄅㄆ
ㄇㄈ開始學，到了五年級時已經可以看書了。進步得很快啊！我記得那一年過年的時候，
媽媽給我壓歲錢，我哥哥說要到書店去買書，我就跟他到一家「雅雅書店」──這個老闆
後來被槍斃了，說思想有問題，那時候思想有問題的人是很容易被槍斃的，那種在威權統
治下的可怕情況是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的。我跟我哥哥到雅雅書店，看到一本叫《開明
少年》的雜誌，是上海開明書店在上海出的，那個時候上海還沒有淪陷，我哥哥買中學生
雜誌，我買一本《開明少年》回去看。那《開明少年》打開看的時候，真的是大開眼界，
其中有一篇報導，叫做《藍色的毛毯》，講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怎麼樣把社會轉變
過來，從一個農奴的眼光看整個社會的轉變，給我很大的衝擊。我看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的台灣那麼的不理想，社會的腐敗讓我們年輕人看了真是受不了！我常常跟媽媽說：「媽
媽，我們不必要接受這樣的一切，社會經過努力是可以改變。」所以五年級的時候，我就
一直相信社會是可以改變得更好。
我小學的時候，頭兩年在山上沒有唸書，後來很努力的，三年級、四年級唸了些書，
但是我一上五年級後，聽說全省少年棒球比賽第一屆就要開始，我們學校在選拔棒球選手
，也許是我跟人家打架，滿口袋的石頭每天都在丟，球也丟、接得不錯，就被選為棒球選
手，接受訓練。從那時候開始，五年級每天下午我沒有上課就到操場練打球。我們大家知
道台灣少棒的訓練跟職業棒球隊一樣嚴謹，我們從丟球開始、滑壘、揮棒、怎麼樣揮得平
，每天下午都在練，我打的位置是二壘手。我們的校長是一位軍國主義者，無論做什麼我
們的小學一定要得冠軍，所以我們在新竹縣得冠軍之後，後來也到台北現在的二二八和平
公園跟龍山國小、西門國小比賽，我們後來得過全省第三名。
到了六年級時，全省少年乒乓比賽要舉行，我也打乒乓，其實我小時候除了唸書之外，到
外面打球的時間實在很多。那個時候更誇張，一到學校老師就叫我們跳繩，因為打乒
乓球，腳的跳彈力是很重要的，每天早上跳繩，中午過後開始打對角球，短球、長球，打
到最後，我常常跟老師說：「我覺得乒乓拍子變成我身體的一部份，有時候我覺得我的血
液是流到乒乓球拍裡面才流回來的。」我那時候打哪個角落都打得很準，結果我代表新竹
縣參加比賽，我們這隊得到了省冠軍。全省乒乓球比賽的前一天，我們到廟裡去拜，我不
相信這一些，就在那裡拿著香說希望明天全軍覆沒，因為我不相信，沒想到我說全軍覆沒
的時候校長正好站在我的後面，他就從我的頭頂「呯」地打了一下。雖然已經過了快60年
，每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頭還是會痛一下。後來第二天我們得了冠軍，我跟校長說：
「你看，拜神明是沒用的，我說全軍覆沒，但我們還是贏了，是靠我們的實力贏來的。」
校長：「你不對，因為你不相信，你講的不算，我在後面講的，我們的祈福才算。」
那陣子，有人晚上到學校補習，但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到學校補習，不是那麼認真，
那麼嚴厲，大家還是很輕鬆地過日子。我們國小畢業的時候，新竹中學是從桃園、苗栗、
新竹縣三個縣招生，那時候還沒有新竹市，這三個縣裡面要錄取100名，所以那時候考新
竹中學是很不容易的。那時候有口試，小學的校長在訓練我們準備考試時，口試的預演題
就是「你將來要做什麼？」。有人說想做老師，有人說想做醫生，校長說：「不行，不行
，新竹中學不要說這樣的人，一定要說當總統。」我記得到新竹中學去口試的時候，大概
有好幾百人是從新竹國校報考的，第一個進去口試，被問：「你將來要做什麼？」，回答
是：「我將來當總統」；第二個進去，「你將來要做什麼？」，「我將來當總統」，一連
串的都當總統。但是問到我的時候，我說：「我要當科學家」，那個口試的老師說：「你
為什麼不是當總統？新竹國校都是要當總統的，為什麼你不當總統呢？」我說：「我真的
是想成為一位科學家。」
後來，我很有幸地被錄取，到新竹中學以後的三年確實是相當美好的日子。辛志平辛
校長對三育並進的教育非常堅持，所以中學一年級如果50公尺游不過，暑假還要補習，一
定要游過50公尺才讓你升學；音樂方面，音程練習一定要從Do-Re-Mi-Do-Mi-Re-Mi-Fa-Re
-Fa開始，一直到初中三年級畢業時要唱八個音階，所以到了初中畢業的時候，無論什麼
歌拿起譜來就可以唱歌，我們的訓練是非常嚴謹的。但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新竹中學那時
候有個「學生自治會」，學生們覺得我們將是國家的主人，學生自治會主辦所有的活動，
包括初中、高中的學生都在內。很多課外活動像戲劇社、合唱團、管樂隊，或者是班級間
的比賽、壁報比賽，這些都是學生自治會在辦的，而且那時候功課很少下課又早，下午三
點鐘就下課，我們有很多的時候做課外活動。我從來沒有一天是在夕陽西下之前回家的，
有時候打球打到眼睛看不見球，才拿起書包慢慢地從新竹中學的山坡走回去，回到家裡作
點習題之後，就看很多課外書，課外書看得非常非常地多。
我還記得我們班上有一位原住民同學。那時候新竹中學被指定為原住民的學校，有很
多原住民的學生在我們班上，他們50分就可以及格，我們要60分，但是每次有越野賽跑、
田徑比賽，為班上得光榮的都是原住民的學生，歌唱比賽也是一樣。後來有人問我：「原
住民同學在你們班上學業趕不上，他們會不會有自卑感？」我說：「沒有啊！因為辛校長
一直推動三育並進的教育，所以原住民為班上爭取到的光榮比平地學生還多，其實他們也
有很多成績非常不錯的人。」
前一陣子，一個原住民電視台找到一位我班上的同學，是一個泰雅族的頭目，我已經
超過半世紀沒看到他了，他希望安排跟我對話，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他。有一年，一位原
住民同學得了肺病，但是回到家鄉還是得非常努力地做農事，結果就去世了。我們的班導
師蘇森墉老師是音樂老師，新竹中學有十年在全省合唱比賽得到冠軍，都是蘇老師一手培
訓的，他就作了一個曲子，是追悼歌。歌是這樣開始的：「風蕭蕭雨飄飄，朋友已經默默
的去了，你是多麼強壯而年少，你背負著山地無數人的希望，你將是山地的英豪，怎麼想
得到…….」，我們還開了一個追悼會。那時候日子過得很溫馨，在學校裡過著非常理想
的生活。直到初中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天蘇老師來找我說：「遠哲，你們班上同學大家處
得那麼好，你們同學都想升學，都要升高中，如果全班同學都能考上新竹中學的高中部不
是很好嗎？」他建議說：「我們為什麼不組織個升學共勉會？你的理化、數學都很好，應
該可以幫忙班上的學生。」我覺得老師的這個建議很好，就說：「好，我應該幫班上的同
學把理化學好。」
我於是就開始到圖書館收集很多很多資料。那時我有一位堂兄叫劉遠中，他在台灣大
學唸物理，我也請他到台大的圖書館把很多物理學的書借回來。我那時候很認真，初中的
時候，有一陣子不打球了，回到家裡就看這些理化的書，開始寫講義。那時候沒有影印機
，要用鋼板一個字一個字地刻寫講義之後，印刷給班上的同學，我那麼努力做了好幾個月
，有一天我堂兄回來，他看到我還在寫鋼板，就說：「你還在寫鋼板？」我說：「是啊！
」他把我寫的資料看了，說：「遠哲，很奇怪耶，高中生大概也沒有唸這麼深耶！」我說
：「是嗎？這個很簡單耶。」後來過了兩個禮拜，我姐姐正在準備考大學（她後來是在師
大理化系唸物理），有一天我堂哥回來，我姐姐就說：「堂兄，這問題很難，你替我解解
看。」我堂兄看了之後說：「喔！這個題目遠哲會解。」他就給我解，我解開了後就交給
我姐姐，從那個時候起我姐姐就對我非常不諒解，覺得這個小孩子丟了她的臉。不過，那
是我第一次深深體會到其實我們在學校上學坐在課堂裡面，迷迷糊糊地聽老師講課講得好
有道理，但學的沒有自己當老師教別人時學的那麼多。我一直跟老師說：「老師，不對啊
！我們到學校來應該是當老師，你們聽我們講，不是你們講我們聽，你們聽我們講的話，
我們會學得更快。」確實是這樣，後來當老師之後，我教的很多課是我從來沒有上過的，
但是因為要教，所以自己學了很多，這些老師給你的挑戰，或父母給我們的挑戰，往往對
一個人的成長有深遠的影響。
我還記得，初中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唸書，媽媽在縫衣服，用腳踏著縫紉機，很
老舊的針車，我說：「媽媽，聲音小一點嘛，我們在唸書，你這樣干擾我們不好。」媽媽
就說：「遠哲，你埋怨的話，你自己把這個聲音弄小嘛！」我覺得有道理啊！為什麼埋怨
媽媽呢？所以第二天就開始把針車全部解體，然後一點一點地看，到底哪裡有聲音出來，
有時候是鏍絲沒有旋緊，有時候有些地方加了些油，結果這個針車真的沒聲音了。那時我
媽媽看了說：「遠哲，現在聲音沒有了，但是這個針車縫衣服的時候，上面的張力跟下面
的張力不一樣，通常是對稱的，但是我縫的衣服上面是一直線，下面是歪的。」我把上面
的部分也拆開來了，然後調節壓力，修了好幾個月，針車就像新的一樣。
在那個過程裡，我每天都在縫衣服，要試車，後來我縫衣服的技術變得非常好。有一
天，我表姐要我媽媽替她縫一件內褲，我媽媽在忙，就跟我說：「遠哲，你替她縫一下吧
！」我表姐站在那裡很不好意思，她的內褲居然是一個男孩子替她縫製的。初中畢業的時
候，我被保送到高中，有很多時間，我伯母在開幼稚園，所以我替我伯母做幼稚園的圍巾
，做了100件，我姐姐也做一些，但是媽媽每次看到我做的跟我姐姐比較，就說：「遠哲
做得這麼漂亮、這麼快，你是個女孩子，為什麼做得這麼慢？而且做得這麼不好？」當然
我後來也學到了，做父母親的絕對不要把兄弟姐妹做比較，這是最傷感情的事，我姐姐一
直看著我說：「為什麼這個小孩子這麼討厭？」其實我姐姐是很不錯的，是位好姊姊，但
就是有一個小弟弟做女紅做得比她好。
我早上縫衣服，下午就拿個裝飲料的水桶去打網球，打到滿身大汗，皮膚曬得像黑人
，高一的時候成為網球校隊，也參加全省高中網球比賽，不過那時候我的生活有點瘋狂。
瘋狂的是，我相信生命是無止盡，你可以有很多的時間，很多的精力可以做很多事。我記
得參加高中網球比賽回來一禮拜後又參加全省露營大會，新竹中學的管樂隊是大會樂隊，
我去吹喇叭。那一陣子除了學校裡面的很多活動，如合唱比賽、球賽、壁報比賽花了我很
多時間外，有一位生物科老師說我們教學時需要解剖圖，他說：「遠哲你畫畫得不錯，能
不能替我畫幾個掛圖？」於是我每天到三更半夜還在畫掛圖。高一下學期時我真的病倒了
，太累了。醫生告訴我：「你這樣下去不行，一定要休學一個月，在家裡靜養一個月。」
我聽了醫生的話，就在父母親的監督之下在家靜養了一個月，這個月對我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我是非常有活力，喜歡做活動的人，要靜靜地在家裡休養一個月是非常痛苦的事。
但這一個月倒是給了我一個機會，深深地思索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回想在初中時
看的很多偉人傳記，也想到社會的轉變帶給我們的影響、我自己的擅長，那時候想得很多
，也感覺到生命的可貴，生命畢竟不是無止盡的，是有限的。在這一個月的思索之後，就
像有人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那時候下決心要過有意義的生活，不能像無頭
蒼蠅一樣，打球、壁報比賽、管樂隊這樣子跑，應該要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到底怎樣才能過得有意義？我感覺到的就是：「我應該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能為人群
社稷做出貢獻。」我也檢討到我自己的擅長，覺得我應該成為一個科學家，另外，我也感
覺到我們在我們生活環境裡，如果不積極地、主動地想辦法超越環境給我們的一切，環境
就會影響你，也許可以說是一種束縛。當人家看到你就說：「喔！他是誰的小孩。」別人
看了看：「是是，他的舉止像他的父親。」或者是，「他是新竹中學畢業的」，「是啊！
新竹中學的學生就是這樣子。」在台灣社會長大的也就是這樣子。因此我有個非常強烈的
願望─-「我應該是我自己的主人，我不應該受環境的束縛、環境的影響，我要努力超越
環境」。我要成為自己的主人，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為一個理想的人，希望為人
群做一些貢獻。我離開高中的時候，曾對很多同班的同學講：「我確實是滿懷著理想，要
走出自己一條路的人。」
那時候我離開了校門，很幸運地被保送到台灣大學，我從小學打棒球、打乒乓到考入
新竹中學之後，就一直沒參加過升學考試，所以我也相信準備入學考試是沒用的。我沒有
受到準備升學考試的危害，這是好事。我一進到台灣大學校門之後，就有兩個願望，一是
希望成為一個好的科學家，為人群社稷做出貢獻，第二個，我希望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改造我們的社會。現在回想起來這是半世紀以前的事，但我一路走來這個理想沒有
改變。
當然，我年輕的時候想成為一個傑出的科學家的願望，隨著歲月的消失以及自我的成
長，慢慢地轉變到不只是自己要成為一個好的科學家，也要培養優秀的年輕科學家。我這
樣的決心能夠了解的人不多。我高中有一位同學跟我談得比較來，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比較
有相似的看法。有一天我們上物理課的時候，校長拿了點名簿走進來說某某某，他站起來
，就開始哭。我往窗外看，下面有兩輛吉普車在那裡，有幾個穿便衣的憲兵圍著我們的大
樓，我知道他一定要被捉了，校長帶他走了，他到吉普車上還一直哭，就這樣被捉走了。
我跟他談得很來，很多事情都跟他談，我媽媽聽了這件事後，好幾個月都睡不著覺，她以
為下一個是我，可能就這樣不回來了，她非常擔心我的安全。我那時很多思想也許是先進
的，也許對很多願意跟著時勢走的同班同學而言是無法了解的，我有幾個堂兄可以了解我
的思想，但是了解的人不多。我有時覺得很寂寞，也有不少疑惑，也常希望能夠重整旗鼓
。當我找不到談訴的對象時，我記得我常在傍晚時分騎自行車到新竹頭前溪的下游，坐在
那裡沈思，夕陽西下的美景裡，野鳥與清澈的流水交織而成的圖畫讓我的時空無限展開。
頭前溪那時候水流不多，水面很廣，也許跟半世紀以前淡水河的下游一樣。我看著這夕陽
西下，美麗的雲彩，心裡頭得到一些慰藉，把很多我的理想、要走的路、願意這麼走的決
心，重新確認。那一陣子，我覺得如果沒有頭前溪的晚霞，我的生活該會是很苦的，好在
有頭前溪像一位心靈的母親慰藉著我。
後來我進入台灣大學，在台大有一些經驗是很有趣的。我在大學裡住第八宿舍，伙食
辦得很差，我們一進大學就看到社會腐化的一面，辦伙食的人自己不繳錢，他買了東西給
廚房煮，廚房的工友又污一些，像炒花生米給一公斤他只炒半公斤，污半公斤走，還有很
多同學自己在外面買菜，然後到餐館裡污一些飯到自己房間裡面吃。這些很不可思議的事
就在一個大專院校裡發生，風氣是這麼地敗壞。我那時候一直希望能夠希望集結志同道合
的人改造社會，所以我跟同寢室的人開會檢討說這實在不行，我們要做一個好的典範，辦
伙食給大家看，所以我們同一寢室的人就開始辦伙食，辦得很好。我們住在第八宿舍，第
七宿舍的人到了下半月都到第八宿舍包伙食。我在中學時訓導主任常罵我麻木不仁，操行
分數要給我丙等，我的班導師花好幾個小時才替我爭回甲等，沒想到到台大的第一個學期
就被記嘉獎一次。那個時候的這些活動，第七宿舍的很多人還記得。我回國到立法院作施
政報告的第一天，有一位僑選立委上台之後就說：「李院長，你以前在台大第八宿舍辦伙
食辦得不錯，我那時候住在第七宿舍就到你們那裡包伙食。」他還記得。
我到台大的時候，一直想要成為一個好科學家。這個志願很強烈，後來結交了些朋友
，其中有一位叫張昭鼎，是化學系高我兩屆的學長，後來變成很好的朋友。他是辛苦奮鬥
過來的人，他父親過世之後他在台大法學院做工友，晚上讀夜校，後來考到台大化學系。
我跟他談到一些學化學的事，我說：「昭鼎兄，我真的想成為一個好的化學家，在台大好
好地選擇修化學系的課，好好努力，畢業之後會成為好的化學家嗎？」他想了一下說：「
最近我們也在討論這些事，這個可能性很渺茫。」我說：「奇怪，台大不是最好的學校嗎
？台大化學系的教授這麼努力在做研究，為什麼在這裡好好學，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化學家
呢？」他說：「遠哲，你可能不曉得，我們最近理學院的學生、物理系的學生大家最感興
奮的事就是，20世紀前半葉對微小粒子運動規律的掌握出現了革命性的進步。一個微小的
粒子像電子與原子核，它不只有粒子的性質，也有波的性質，這種新的力學叫做量子力學
，分子是這些小粒子──原子核跟外圍的電子──組成的。你如果要成為好的化學家，要
多唸物理，而這些物理的課化學系的學生唸得很少。第一個，你可能要唸量子力學，從微
小的粒子到了解宏觀現象，你要學好熱力學、統計力學。你如果要了解物質的性質的話，
要學電磁學，要做好實驗的話，要學電子學跟電子學的實驗。」他一口氣就講了六個學科
，然後說：「這些課化學系都不教。你如果要成為一位好學者，你會講日文加現在學英文
大概是不夠的，理學院的學生學德文可能也不夠，還要多學別的語言。」他一口氣講了很
多，我看了看：「那你們都學這些東西嗎？」他說：「我們哪有那麼多時間啊？」
於是我跟張昭鼎說：「這個暑假我們不回家，在宿舍裡面我們從熱力學開始輪講。」
他說：「好啊！」所以那個暑假我真的沒有回新竹，在宿舍裡我跟張昭鼎兩人就開始輪講
熱力學，那本Lewis and Randall的書是美國研究生在唸的，這門課唸得很辛苦。有時候
有些事情沒搞清楚，去找系裡的教授請教，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系裡的教授每次都是拍
著我的肩膀說：「遠哲，你太年輕，這些事情你現在還不必懂，以後再學。」我一直追問
下去之後，他就老實說：「其實我也不懂。」
後來到大二的時候，我到物理系學電磁學。你們學校有一位鄭伯昆鄭老師，那時他在
物理系當助教，我跟幾位物理系的學生一起在晚上輪講近代物理與量子力學，大概禮拜一
、三、五晚上，都在物理系助教的房間裡輪講。後來我在物理系也唸了電子學、電子實驗
，也與一些同學輪講統計力學，而且大三的時候，在我學德文的第二年，也到外文系學俄
文，俄文後來也學了兩年。所以我大一時張昭鼎說的要成為好化學家應該做的幾樣事，我
確實都做了，那時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確實很認真，已經不到外面打球了。每個禮拜天晚上十二點，我就把下個禮拜的日
程寫得密密麻麻的，其中有半個小時是打網球，是不能少的，除了這個半小時之外，每天
都在努力用功讀書。禮拜天早上一早就到圖書館佔位子，因為那時候環境不好，沒有很多
地方可以好好唸書，圖書館一開就進去，一直到晚上10點鐘。所以我在大學四年確實是非
常地用功求進步的，那時也沒有電視，在白色恐怖的時代，除了唱片欣賞會，學校裡的社
團活動也不多，我們就這樣子走過了台灣大學四年的歲月。
那個時候我們很單純地用功做學問，沒有人想到留學，我們一直說要好好探求真理，
所以台灣大學那時理學院的學術風氣很不錯。當時研究所剛開始創辦，我們大四時化學系
第一年招收研究生。所有的大學生都要作畢業論文，我找了一位年輕的教授，做了一些用
電泳的方法快速分離鍶與鋇離子的工作，有一天，老師看到我做研究很有成績，很高興地
帶我到外面，說請我吃飯，給我一杯啤酒。我那時候口渴，啤酒就一飲而盡，我當時不曉
得自己的身體裡沒有消化酒精的，酒喝了以後就覺得很奇怪，電燈怎麼忽然開始搖，後
來電燈變得好像西瓜一樣大，然後我就不省人事了。我的老師把我背回實驗室，把我放在
長椅上，半夜三點鐘醒來後，我才知道剛剛吃了一碗麵，喝了兩口啤酒後就不省人事了。
到後來大四的時候，很多女生在申請美國大學的獎學金，我就問妳們在做什麼？她們
說申請到國外留學。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大學畢業後還有到國外留學這一條路，不過，我們
要先接受預備軍官的訓練。我畢業的那一年是1959年，金門炮戰的時候，聽說最激烈的時
候每平方公尺就有一顆炸彈落下來，很多年輕的預備軍官當排長，年長的看不慣這些年輕
小伙子一進來就當排長，炮戰最激烈時就常常請他們去修補被炸開的電線，也聽到幾個朋
友炮戰時去世。所以很多人就說這樣子當炮灰是不值得的！他們都說我們是砲彈射擊比較
精準的人，理學院畢業的都當炮兵，結果很多人就去考研究所，我是到清華大學考原子科
學研究所。我考研究所是為了躲開金門炮戰不要當炮灰，後來我從國外回來談及此事，很
多大官像國防部部長，覺得非常不以為然，認為你不是愛國的人。到美國之後，我走的路
可以說是化學物理學學程的路，人家問起我為什麼做此選擇，我就說：「我在台大化學系
的時候，人家告訴我一定要把物理的基礎打好，所以多學了物理。」我後來做的實驗跟在
台灣走的這條化學物理學學程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在清華大學做了兩年碩士論文研究之後
，才到美國。
在做碩士論文時有一個故事很有趣。當時有一位日本教授到台灣來教我們，那時候的
台灣，得過博士學位在大學當教授的人不多，所以清華大學創設原子科學研究所時請了不
少外國人，有位是日本學者，是做放射化學的，叫濱口教授。他到我們的實驗室來教我們
做分析化學，放射化學、放射性同位素的實驗。他那時候對北投石的放射性同位素很感興
趣，他教我們怎麼用白金坩鍋把北投石那種不溶於強酸強鹼的化合物，用碳酸鈉高溫融合
成碳酸物質後，才把它溶解出來。那時候我一直覺得他做的好像有點奇怪，你們可能知道
，楊惠珊做琉璃的時候，起初買了很多白金坩鍋做琉璃，白金坩鍋都毀掉了。我回國後，
她有一次來找我，談她過去的事，她說：「很辛苦啊！起初用白金坩鍋做琉璃，白金坩鍋
都壞掉了。」我說：「妳早應該來找我，我就會告訴你，處理含鉛的化合物用白金坩鍋是
不行的，因為鉛跟白金會變成合金，白金坩鍋會毀掉。」
我的老師，日本來的這位老師就拿幾個白金坩鍋把北投石放在裡面，用碳酸鈉做融合
，我就告訴他：「奇怪，這好像不對喔！我記得我大學二年級唸定量化學時，定量化學的
書裡面說：『如果有含鉛的化合物的話，應該用濃鹽酸把它變成鉛的錯合物，把它析出來
，可能要花一個晚上把鉛溶出來，不然的話會跟白金變成合金』。」這位日本教授聽了非
常不高興，那時我覺得我們是談真理、談是非，但是他非常不諒解我第一堂課就找他的麻
煩。後來他分析之後說，北投石的硫酸鉛有17%，但我看這個白金坩鍋確實有一個環狀的
合金形成，後來我自己重做了一次同樣的分析，發現硫酸鉛該是21％。有一天，濱口教授
告訴我說：「其實我發現你們台灣的學生很不錯，比我們日本的教育大學的學生做得更不
錯。」他這才第一次給我們肯定。不過很失望的是，我後來寫成分析放射性同位素的論文
，他看了之後很高興，就趕快拿去發表，把我分析的21%的硫酸鉛塗改成他的17%，他分析
的時候一部份的鉛已經變成合金，數據是不對的！他就直接送去發表。所以我發表的第一
篇文章當中的數據是不對的，是老師替我改錯的。這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裡，我曾經跟他
講，說是不對的，但那位老師就是不承認。這事讓我耿耿於懷。
後來我到柏克萊加州大學留學，發現師生之間的關係在美國民主化的社會裡面是完全
不一樣的。我找一位教授跟他做研究，他叫做Bruce Mahan，我每次找他敲著門說：「
Professor Mahan」，他就看著我說：「Call me Bruce」，要我叫他布魯斯。我們受儒家
思想培養的人，看到一位老師，直呼他的名字，是講不出來的，我第二個禮拜找他，我說
：「Professor Mahan」，他還是看著我說：「叫我布魯斯」。過了六個月，我就開始叫
「布魯斯」，就這樣子一直以平輩交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學術討論的活潑，老師沒有架
子，這種風氣使我非常受到感動。那時候吸引大家到美國學習的原因，一般說是美國富有
、科學很進步，但一個民主國家平等自由的觀念也許是吸引威權專制的國家的年輕人的最
大的原因。
那時Mahan教授給了我一個題目，是跟光化學有關的，我說這個題目很有趣，我就跟
他做了。有一次我敲門找他，要他給我指點，Mahan教授看著我說：「我怎麼知道？我如
果知道早就解決了，就是我不知道，世界上沒人知道，所以你要做博士論文，是你要自己
解決的事。」很奇怪的是，我每次找他，他從來沒有給我任何指點，他說：「我怎麼知道
？ How do I know? 你要自己去解決。」但他有一個習慣，每次到實驗室他就問我：「
What is new?」我就把我自己在實驗室裡摸索想解決的事告訴他，他第二句話就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你下一步要做什麼？）」我就把我的構想告訴他，他
每次都點點頭就離開。那時我常回到家裡跟太太說：「奇怪啊！我到這個美國來，這個國
家老師跟學生很平等，但是我在中學的時候，老師什麼都懂，一到黑板前他可以滔滔不絕
，怎麼樣合成胺，講什麼都懂，到了大學的時候，大學老師大概也懂不少，他們有時候會
說：『遠哲，你還年輕，你不需要懂怎麼多』，我就知道其實這些事情他也不懂。但是到
美國之後，跟了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每次問他，他說：『我怎麼懂？我不懂。』我媽媽、
爸爸省吃儉用買了飛機票，我滿懷著理想到美國來，找一位教授什麼都不懂，那到底是幹
什麼的呢？」
但是過了一年多之後，我說：「我發現這個現象是這樣，我要這麼做。」老師說：「
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在蘇聯的文獻裡面看到有一些人做這方面的事，便有了新的
構想」，他說：「你會唸俄文哦？」慢慢地他就對我非常好奇，過了兩年多，Mahan教授
就說：「你可以把你做過的事情寫成論文，可以得學位。」我那時候跟他抗議，我說：「
我來了兩年多，你沒有教我什麼，每次都在問：『What is new?』、『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然後你就說做夠了，可以寫論文了。」他說：「不、不、不，你
真的是做得很不錯的，你真的是解決了一些問題，而且你很有創意，你解決的方式是很不
錯的。」他說：「你如果覺得還需要做研究的話，可以留下來，我下學期要到英國牛津大
學去一個學期，你可以留下來，做你喜歡做的事，我有很多的錢，也不用擔心經費，不過
實驗室的一些研究生你要照顧、照顧。」他就走了。那時候我就開始做離子跟分子碰撞的
實驗，希望從角度分佈、速度分佈了解化學反應是怎麼進行的──這是肉眼看不見的，原
子分子的碰撞到底怎樣把反應物變成產物。那時為了做研究，學了很多儀器設計，從機器
加工、儀器的設計、電子方面的設計學了很多，設計了非常複雜的儀器，做得滿成功的，
等到他回來我已經有模有樣，成績很不錯。所以我在柏克萊做了一年半的研究工作，結束
之後，哈佛大學的教授Dudley R. Herschbach邀請我到他的實驗室繼續做交叉分子束的實
驗，我才到哈佛大學做化學動態學的研究，後來就是這個領域的工作使Herschbach教授跟
我分享諾貝爾獎。
我到哈佛大學做研究時，下定決心在一年之內把儀器做好，再做半年的研究工作後就
要離開。很多人說：「不可能！你設計一部儀器大概就要花一年」，我說：「是啊！這個
儀器很複雜，設計要花一年，但是我可以從外面的大架構開始設計，設計一個月之後，就
送到到機械工廠加工，到全部設計完成之後，零件都進來了，最後的一個禮拜我可以把儀
器裝好做實驗。」很多很有名的教授，包括一位加州理工學院來的教授說：「你是博士後
研究員，你說一年半要做完這個研究？」哈哈大笑！他說：「不可能的，怎麼可能。我在
加州理工學院有15個人跟我做，已經做了五年，現在才慢慢覺得應該怎麼做，你怎麼可能
嘛！」很多人不相信，但是我們還是走過來了，其實十個月之後，我就設計並建造出了非
常複雜的儀器。
那陣子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我每次把設計圖拿到Herschbach教授的實驗室討論，他起
初覺得很有趣、很複雜，到最後他看著我就說：「遠哲，如果沒有像你這樣有五千年文化
傳承的人大概不會設計出這麼複雜的東西吧！」他一直把我設計的儀器歸功於五千年的文
化傳承。我在做設計的時候，說明給機械工廠的師傅聽，他站在我對面，我就拿一張紙把
一個很複雜的三度空間儀器，從他的方向畫給他看。他每次看我畫就瞪著我看，說：「我
在這裡工作了25年，還沒有看過一個人從反方向把三度空間的東西畫得這麼清楚」，我說
：「我父親是畫家，他每天都把三度空間的東西寫在二度空間裡面，我常常從相反的那邊
看，這個東西對我是很習慣的。」他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有人可以把三度空間的東西從相
反的方向畫得那麼清楚。我們在做儀器的時候，機械工廠的師傅都非常興奮能成為這個團
隊的一份子，這個團隊的工作是非常愉快的。我記得在哈佛大學的時候，我跟機械工廠的
老闆變得很要好，我去的第二年，有一個pheasant season，打雉雞的季節，季節一開始
，他就把打到的第一隻雉雞送給我，我在家裡用開水燙，把毛拿掉後烤了一個雉雞要吃，
太太一直說：「這隻雞原本這麼漂亮，很可愛的」，她一直講講講，講了之後就吃不下了
。那雉雞我沒有動手。
過了一年多，芝加哥大學要我去當教授，我就這樣留在美國。我本來到美國，希望得
到學位後就回到台灣教書，沒想到一拖竟過了32年。32年之後，我變成57歲，後來我的朋
友張昭鼎去世之後，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該回家的時候〉，我就打包行李回到台灣來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已經過了12年，但是到現在為止，我的熱誠還是不減。半個世紀
前我說：「我要成為好的科學家，希望為人群社稷做出貢獻」，這個理想還在。當然我回
到台灣之後，更希望年輕人能夠成為好的科學家，一起努力；希望跟大家一起，把志同道
合的人集合在一起，改造我們的社會，這個理想到現在還是非常熱烈地在我的心中盪漾著
。我想大家雖然看到這個社會上很多事情有時候看來是不理想、不可思議的，但是如果我
們努力的話，社會確實是可以改造的。
我剛才講過，我是1936年生的，現在70歲，是跟你們有半個世紀的代溝的人。現在時
代跟以前不一樣，我們往後在21世紀的日子確實會很困難，對於這些困難可能對像我這樣
年紀的人還不會覺得那麼痛苦，但很多在座年輕的各位，確實必須認真面對。如果要問在
21世紀將看到什麼轉變會對我們有深遠的影響，我會說兩樣事。一個就是，從兩個世紀以
前開始地球人口增加得很快，而且工業革命之後，我們的天然能源消耗跟我們的活動變得
非常激烈，我們以前的社會是在所謂「天人合一」的情境裡發展過來的，人是生活圈的一
部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這兩百年這樣走下來之後，本來對人類來講是無窮大的地
球變成有限的，不但天然資源有限，大自然吸收人類產生的垃圾、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這個從無窮到有限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不注重這件事情，我從上世紀的發展看
出，上個世紀我們依靠石油，物質文明進展得很快，但我們馬上要面對的就是液態燃料供
需的失調，將有很大的衝擊會發生，我們準備好了嗎？
沒有！我們的地球是有限的，但是我們還是延續著過去兩百年來人類發展的軌跡在進
展，最近印度跟中國大陸的發展就暴露出人類這樣走是不行的，但世界上沒有人能夠跟印
度及中國大陸的人說：「你們不能跟我們一樣！」他們一定說：「是你們以前走過的路污
染了我們的地球！」現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美國人平均每人每年產生20噸，澳洲19噸，
台灣是名列第三的12噸。台灣是很可怕的，印度是0.96噸，大陸有2.72噸，台灣目前已經
是所謂過度開發的國家，對於這個事情如果我們不覺醒的話，這樣下去，溫室效應帶給我
們的衝擊會很大，能源的爭奪會使世界不安定。我就看出，911事件之後的很多事情多少
跟能源的爭奪安排有關係。此外，以後過境的颱風會越來越大，我上上禮拜坐飛機到美國
時，亂流很大，長達兩個小時，我太太也說：「以後我們會常常看到這種亂流嗎？這跟二
氧化碳的排放有關嗎？」我們再不覺醒的話，這樣走下去我們是沒有希望的，我想大家要
想清楚。
我們碰到的第二個大困難是這樣的，全球化的步伐走得很快，每次WTO的會議議場外
一定有人拿著旗子反對全球化。這是很有趣的，我們在經濟活動方面已經全球化，資金超
越國界的流動，但是這個全球化到目前其實是走到一半，而走的方向又是很奇怪的。上個
世紀蘇聯跟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他們都相信馬克斯、列寧講的話，他們說：「
勞動階級無祖國」，因而有共產國際的觀念。勞動階級沒有祖國，但是走到這個世紀好像
沒有祖國、跨國界做事的很多都是資產階級，反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耘的人常受到不
利的影響，導致財富分配不均，不但是國家跟國家之間財富分配不均，一個國度之內的財
富分配也不均。而在政治上，國家的界線還是那麼地強烈，雖然科學家常說：「國家跟國
家的界線太空人是看不見的」，太空人看到的地球是美好的一個。大自然是沒有國界的，
國界只是地圖上的幾條線，但事實是國家的界線還是非常地明顯。所以我們有很多矛盾，
國跟國之間一方面說要合作，另一面又在競爭，在合作競爭的過程裡面，只看到錢沒有國
界急速地在流動，使我覺得現在只走到一半的全球化一定要把它走完。
到了這個世紀的中葉，如果我們還不把整個地球當做一個社區，我們所有的人都成為
一家人，很多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當然有人會說：你說「我們全部的世界變成一家人」，
意謂著什麼？我說：「通常一個國家的存在，常常是透過抽稅做財富的再分配，抽了稅之
後要照顧一些人，全球化以後，整個世界都變成一個社區一家人的時候，那麼全球的問題
也經過抽稅的方式由大家來幫忙。」歐盟慢慢在走入國界淡化的階段，這是不是人類將要
走的路我不敢說，但是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我總覺得，現在我們面對的兩樣困局，地球從無
窮變有限，這個轉變正在地球上發生，存在於從無窮到有限的地球上的我們怎麼生活，是
大家要認真想的。
另外一個就是像禽流感、污染的問題，是你們年輕人跟我們年紀不太輕的人要一起努
力奮鬥的。因為現在大家活得很長，我們不能就袖手不管了，我們要跟大家一起努力。今
天很高興在淡江大學55週年的紀念講座中跟各位分享我個人走的路，我對世界的一些看法
。我要特別跟各位講的是，我在世界上碰到的很多人他們過得很愉快，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的成功只是出於天份很高，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地一步一步地發展下
來的。我們大家都有天份，只要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大家可以找出自己的一條路。所以
早一些掌握自己的生命好好去努力，這是比較重要的。謝謝各位！
問答:
一、院長今天講得很精彩，在5、60年前台灣的環境下能造就您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我現
在想問的是，在今天這個教育環境下，有沒有可能造就另外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這是我第
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在今天的教育環境下，我們是否應該像以前一樣著重精英教
育，還是教育要改成照顧每一個人，尤其是中下程度、弱勢的每一個人，讓他們能成為一
個好的公民？這兩個問題請問院長。
答：關於你的問題，我可以講一樣事，每次有人談到我做得這麼成功的時候，一定說台灣
的教育一定是很不錯的，他們也常問我小學是怎麼過的？我就說：「我頭兩年沒有上學，
後兩年是打球。」我頭兩年從大自然中學習，我在小學三年級到課堂裡上課，覺得好無聊
喔！大自然能夠教我們那麼多東西，為什麼要在課堂上裡面講這些脫離大自然的事？但是
我高一的時候病了，讓我想到要做自己的主人，我沒有接受學校教育給我的一切，學校講
的、老師講的跟我要的、我學的，其實是有很大的差距，就像我在大學學了很多東西是化
學系沒有教的。所以從這個觀點看，任何人他願意超越的話，一定是可以成功的。那時候
台灣很貧窮，而且老師並不那麼理想，所以才使一些人變得非常叛逆地說：「我們要改造
，我們要超越。」從這觀點看，目前的環境可能是比較不好的，目前大家過得比較富有，
而且我小時候下午三點鐘就放學，現在學校佔用學生太多的時間，一直要補習到很晚，使
學生不能夠好好地發展，只變成一個考試的熟練工人。從這個方面看的話，目前的環境可
能是不好的，但是只要有人不去補習，而去挑戰我們現有的制度的話，是會成功的。我在
清華大學做研究的時候，環境很不好，我為了合成一個碰到空氣就會燒掉的化合物，到玻
璃工廠裡面學吹玻璃，那是很辛苦的，但到美國之後就覺得做研究是這麼簡單，這是因為
我們是在這裡磨練出來的。所以在困境中成長的人，往往是比較冷靜、比較強的，不管在
哪樣的環境，只要我們能激勵年輕人超越的話，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你剛才講我們應該走
精英教育的路，還是注重普及教育，我倒是一輩子都相信，我們應該把社會上所有的人培
養上來，每個人的性向不一樣，有些人做研究工作，有些人做藝術家，有些人做食物的工
作，有些人做立委、政治家，有人開車，當廚師，每個人都做不一樣的工作。我們現在並
沒有從多元化的觀點來評鑑一個人，如果大家都接受「人生而平等，職業沒有貴賤」的話
，精英只是從學術的觀點看某些人是精英，但是就待人處事、對社會的貢獻而言，我想每
個人都是一樣的。這裡我要澄清一樣事，六年前美國的柯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說：「
No one left behind（不要讓任何人掉隊）」，那時候有人問我：「你們以前教改會的時
候的第二個口號，帶好所有的學生，這是一樣的嗎？」我說：「不一樣！完全是兩回事。
」「No one left behind」是有一條線，然後每個人都在線的上面。我說：「這是不對的
，不應該有一條線，每個人在多元社會裡面都是不一樣的，我們是要把所有人都拉拔上來
。」六年後的今天，美國有人在開始批評了，說：「因為『No one left behind』，他們
就開始考試，看哪個學生behind了，哪一班behind了，或哪一個老師沒有教好，考試考得
越來越多。」變得跟台灣一樣的，所以一個史丹佛大學的教授，我的好朋友，也寫信跟我
說，很遺憾，美國的多元教育慢慢在學台灣不好的地方。人生而平等，職業沒有貴賤，如
果社會上還是不能接受這個價值多元的觀念，還是要訓練考試的工人，跟以前的科舉一樣
只靠筆試的話，是不對的。
二、我是化學系四年級的學生，現在社會上，很多年輕人的價值觀都是說要求快、求速成
，可是我看到李院長一路走過來，我想問的是如何，不管是大學畢業或是接下來往社會上
如何做好最基礎的、也是最紮實的基礎科學？
答：我們有個成語叫「欲速則不達」。求速、求快，趕快做，在好好規劃的情況下每個階
段都很快的達成，並不是壞事，但是你沒有做一個階段性的調整之後想一步登天，這是做
不到的，而且做不好。最近大家常常在談國際一流大學的時候，人家問我說：「院長，有
沒有機會五年過後我們就會產生國際一流大學？」我說：「不可能的！」我們現在要把好
的大學變成更好的大學，要把更好的大學變成最好的大學，這個是一步一步要做規劃來走
的，不是說花了五、六百億，一個學校就變成國際一流。你現在是大四還早，還年輕，但
是做學問也是，真的是需要一步一步紮實地去做。不過有一樣事情我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以前很多家長都希望小孩子到大學之後，學一技之長使他能一輩子在社會上生活下來，現
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知識更新很快，產業的更新也很快，我離開美國12年，我回到美國之後
就看到很多以前的公司都不見了，新的公司慢慢在上來，我們也看到很多可以重複操作的
事，或者是能夠用電腦程式解決的事，都被聰明的機械人取代，人在做的就是機械不能解
決的，或預期不到的事。所以從這個觀點看，我想你們在這裡累積的知識，可能到後來用
途不是那麼大，但是你如果有一個習慣，繼續不斷學東西，而且你如果能夠處理一些比較
複雜的事，那前途是無量的。所以我想在學校裡學習，不是把書本的東西塞到你的腦筋裡
，你就以為是學一技之長，可以走遍天下，不是的，重要的是要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而
且要不斷地學習新東西。所以你在淡江大學要學習一個習慣，就是怎樣學一個新東西，離
開之後回想在淡江大學的這幾年，真的是學到怎麼樣不斷地學習，這樣，你的前途就是無
量的。
三、很奇怪在李院長那個年代，在初中、高中就會想到國家、人生的問題，感覺上這個問
題的思考越拖越晚。以前是可能在高中要去思考的，後來拖到大學，現在到研究所，可能
未來還要到博士班才去思考。您覺得這個社會是不是有一種晚熟的現象？您怎麼看這件事
情？
答：我剛才講過，我是1936年出生的，那個時代的變遷非常激烈，我看到二次世界大戰的
結束跟社會一步一步的轉變，使人變得很早熟，所以等到社會愈來愈成熟或安定的話，普
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學生，可能不會想這些問題。以前因為社會變遷很快，使大家在思想
上變得早熟，但是我要講的就是之後的這20年，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世界也會變得很快。
我們講上個世紀是美國的世紀，我一直說上個世紀是美國石油工業的世紀，而這個時代已
經到了尾聲，在石油供需失調之後，能源的爭奪戰、能源的缺乏不但會影響到大家依靠能
源的生活方式，連我們吃穿的東西都會受影響。美國農業的30%都是經過化學肥料而來的
，吃一塊麵包，有三分之一是從肥料來的，也就是從石油來的，我們穿的衣服60%是從石
油來的，所以石油的供需失調之後，我們會面對很大的困難。台灣目前要面對的就是這之
後的20年世界的轉變、社會的轉變、環境的變遷，以後的年輕人可能又會變得早熟，想的
事情是全球化的事情，不再是自己家裡面的事，可能真的要把整個世界當成台灣想。
四、我是化學系博士班三年級的學生，我的問題其實有點尖銳，但是我還是想知道李院長
的看法。不曉得李院長認為台灣面臨最大的困境跟問題是在哪裡？是我們的政治局勢，或
是我們的整個社會經濟，還是說教育體制出了最大的問題？我也希望李院長幫我們預測下
一個科技的新方向，或是說諾貝爾化學獎的方向，你個人認為在哪裡較有可能？
答：我很簡短地回答你的問題。在你問我問題的時候，我就預測你心裡可能想說統獨的問
題，或是兩岸的問題，我剛才講過，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到了這世紀的中葉，要整個世界
的人變成一個社區，從這個觀點看，我們國際間的合作、兩岸的合作，是很重要的。我也
不希望看到大家用狹義的民族主義，來促進統一或者是獨立這些事，我想我們用寬廣的胸
懷要大家一起走，走到全世界都變成一家人。很多紛爭在過了半個世紀我們往前看的時候
，其實意義並不大，意義比較大的是怎麼樣建構一個理想的社會，這是要全球一家人，大
家共同來解決，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倒是覺得我們的政治家要往前看，要全世界的人一
起來努力。第二個問題，我剛才講過我年輕的時候要學化學，那個時候因為上個世紀學術
的進步，在原子物理、量子力學方面的進步使學化學的人說，你要把物理唸好了，才能好
好地研究化學。今天如果有人問我的話，我一定會說：「不但要把物理學好，你要多花點
心神在生命科學的領域裡面，因為生命科學最近有很大的變化，已經不是所謂『現象論』
的科學，而化學在生命科學的領域裡是可以有很大的貢獻的」。現在很多人都要製藥，學
化學的人看了就說：「不會成功的」，為什麼呢？他不懂化學，很多製藥方面如果沒有化
學的人合成或轉化，很多東西是做不成的，所以你如果問將來化學的方向，我說：「上個
世紀大家都說是物理與化學的進展對人類社會有很多貢獻。這個世紀是新的生命科學，尤
其是基因方面的研究，會帶來很多波動，這對人類的影響會是比較深遠的。這方面的機會
很大，可以有很大的發現。」
劉豐哲（主持人）：
還有沒有問題？我來向院長報告一個故事，我1968年我剛從美國大學畢業，我去教書，到
Wayne State University教書。有一天，一位物理系的朋友一早來告訴我：「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人，叫做李遠哲的？」我說：「我沒有聽過。」那是1968，他說：「他是芝加哥大
學的一個教授，今天到我們學校來演講，在化學系演講」。他說：「我們系裡頭很多學物
理的人也去聽，從來沒有聽過、看過一個人化學講得這麼有意思。我看他物理都懂得比我
還多，很少有人有這麼大、這麼多的創意，可以給人很多的啟示。」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對李遠哲這個人很感到興趣，我從小喜歡看小說，看小說喜歡了解人嘛，所以我就一直放
在心裡頭，我想在台灣這個社會怎麼可能培養出這樣的一個人。當時的人通常在那邊死唸
書，讀了很多書但沒有自己的想法，那是我當時在美國看到的一般台灣去的留學生，我就
想台灣怎麼可能培養出這樣的人？到了幾十年之後，我才第一次看到院長，今天聽到這個
演講，心裡的問題就得到一部份的解答，我想我們的同學也一定能從這個演講裡頭了解到
一些人一生成長的過程，我相信大部份人回家去會再對自己的人生重新考慮，但是最好不
要因此睡不著覺。今天我們很謝謝李院長給我們這麼精彩的演講。
李遠哲：
剛才主持人希望你們不要回去睡不著覺，其實我想做學問的人都有相同的問題，常常想一
夜的事情睡不著覺。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每次想一件事情的時候，要做一個了斷，這
個問題不能解決，但是明天我可以嘗試A、B、C、D，你今天回去之後下決心說：「我也要
這樣地努力。」這麼下一個決心之後，心胸就會變得很開朗的，睡覺睡得很好，所以每個
人每天晚上，都應該有個習慣，就是把想過的事情整理之後，哪些事情是要明天開始重新
奮發圖強的，那你就可以睡得很好，你如果沒有養成這個習慣的話，是很苦的。晚上疲倦
了，想不通的你要把它記下來，明天重新重整旗鼓地來開始。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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